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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宋代“耕读文化”的形成探究

时间:2020-06-15

  摘    要: 耕读一体的形态自古即存在,孔孟主张分开,强调读书做官是君子的职业,耕田种地是小人的职业。但民间耕读情况一直存在,多是隐逸之士和学生。到了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宋代,半耕半读成为常态,“耕读”专词应运而生。其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广大农民纷纷读书,即自下而上的读书热潮。对许多农家来说,读书识字只是生活的必需,未必参加科举,是为宋代与前代大不相同的亮点,也是耕读文化成熟的标志之一。而士人把耕读当作人生快乐之事,则是耕读文化普及流传的内在因素。耕作的实践有利于士人思维的创新和学问、创作题材与水平的提高,更主要的成就是知识、知识分子促进了农业发展。对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则是促使文化普及到农家。耕读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可谓传统文化的一次充实。

  关键词: 耕读文化; 宋代; 生活模式; 士人; 学问;

  我国古代始终是农耕时代,所孕育的自然是农业文明。这就决定中国文化有着浓重的农业、农村、农民色彩,中国农业有着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或言农村、农民中诞生出大多数知识分子。这一特征的精髓概念,就是耕读文化。耕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为深远。那么,像所有文化都有一个生长过程一样,耕读文化具体是何时、在何种背景下形成确立的呢?对此,学界不乏说法,1 然似缺乏论证,更未必正确。有学者关注到宋代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并有精彩论述,2 但多是从文学、建筑等角度的认识,从历史学角度而言,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论证研究与揭示。3

  一、“耕读文化”的渊源及在宋代的确立

  一般而言,耕读一体的形态先秦即存在,区别是形式不同、程度不同、普及范围不同。如果从士大夫角度而言,读书人无论从哪里入仕,家中大多总是有田产的,但不一定直接耕作或经营。科举制实行后,农家子弟入仕前以及致仕后,也还会与耕作经营打交道,但也未必直接耕作。耕读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指读书者和耕作者是同一人物,即躬耕躬读、半耕半读,是为个人的耕读;二指一个家庭同时经营农业和学习读书,其成员一部分主要耕以生存,一部分主要读以发展,读书者通常都是子弟,是为家庭的耕读。
 

我国宋代“耕读文化”的形成探究
 

  耕读分合作为一个问题的提起,应当从孔夫子说起。自从春秋时期民间教育兴起,孔子就力主区分耕读。《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论语·卫灵公》中又进一步指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反复强调的是,读书做官是君子的职业,耕田种地则是小人的职业,不可混合在一起,亦耕亦读,正如君子、小人不会融为一体。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民间教育家,他的意思大概还有既然读书,就应专心致志,不能一心二用;况且农耕跟着长辈就学会了,而他教的是道理。其学说的继承发扬者孟子,同样秉承读书做官的理念,并有所发挥。《孟子·滕文公上》:“然则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强调阶级差异,宣扬的是要做官以俸禄养家,而不能屈尊耕田,劳心者与劳力者有着天经地义的差别。孔孟圣言,遂使士农对立,也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并随着儒家地位定于一尊,成为统治思想,后代以至于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不良风气,把读书事业抬到远离农业的高空。

  然而,即便有此圣贤教导,毕竟是“重农”的农耕社会,毕竟文化要发展,有此两大客观基础,耕读不可能断然分开。实际上,耕而读、读而耕的情况一直陆陆续续、星星点点的存在。班固曾回顾道: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4这也是“三十而立”的一个内容,之所以持续时间长,是因为半工半读,而非全心全意只读书。孔子时代也遇见过耕地的隐士,即《论语·微子》所载“长沮、桀溺耦而耕”。有关隐士耕种的例子很多,属于“士”而后“耕”,耕是隐的形式,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耕读模式。

  汉代以来,耕读事例渐多。如儿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5。一边为人打工耕作挣钱,一边读书,打工耕作是为了读书。常林与其相同:“少单贫。虽贫,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学,汉末为诸生,带经耕锄。”6三国诸葛亮自我介绍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7这属于隐耕。另一典型就是晋代陶潜,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卧起弄书琴,园菜有余滋”。8这是先读书做官、后耕田读书。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二十余岁时,“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9。“带经而农”,即边耕边读。 唐代的事例,如“儒翁九十余,旧向此山居。生寄一壶酒,死留千卷书。栏摧新竹少,池浅故莲疏。但有子孙在,带经还荷锄”10,也是耕读的意思。

  从上大致可以看到,宋以前的耕读者成分简单,主要是隐逸之士和学生;数量也有限,尚谈不上普遍;多是以读为主,以耕为辅,或耕只是读的一种辅助形式,二者没有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更缺以耕为主的读、从耕出发的读。朱熹指出: “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耕且养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经者,何也? 曰,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学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则意诚心正,而大学之序推而达之无难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从事于章句诵说之间,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将以为耕且养者资也,夫岂用力于外哉?”11他指出:古代学者的耕是为了养学,是学的经济基础。其意义主要在于不将耕视之为贱事,并未耕读并列并重,更非底层的由耕而读,仍不是完整的耕读文化,只是初级阶段的一股源流。

  二、“耕读”词汇在宋代的出现

  流淌千余年的耕读文化上游,到宋代汇聚成洪流。随着唐代中后期士族门阀的瓦解,以及宋代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在文化方面出现三大新形式。一是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二是教育发达,文化普及,以农民为主的广大底层民众有学文化的热情和条件;三是大量的士子、落榜考生没有或未能科举入仕,沉淀在农村家乡,以新的面貌继续务农。因而,边耕边读、半耕半读,就成了常态,“耕读”二字联合,作为专词在宋代应运而生。

  检索爱如生等有关大型古籍数据库,最早出现“耕读”二字连用的,似是北宋中期的曾巩,他在孔延之墓志铭中写道:“幼孤,自感厉,昼耕读书垄上,夜燃松明继之,学艺大成。乡举进士第一,遂中其科。”12这是一个耕读成功例子的亮相。但是,真正将其作为一个词语和概念使用的,是北宋后期官员唐庚,他所拟的考试策论题目就是《耕读》,让考生论述:

  问:先王之时,其所谓师儒者,乃六卿之吏;而其所谓士者,乃六卿之民。故为士者未尝不耕,而为农者未尝不学。《周官》以九职任万民,而士不与焉,盖以士寓其间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变三代之法,定四民之居,而士农之判,盖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耕稼为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当为,而从学之徒一言及此,则深诋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于历山,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于有莘之野乎?何害其为圣且贤。而孔子、孟子之论如此,必自有旨也。有司愿与闻之。13

  他提示的耕读演变历史是:三代时,只有六卿之官吏与六卿之百姓两类,读与耕并无分野。春秋时,管仲划分人民为士农工商四民,人们才各司其业。至孔孟,将读与耕强化为君子与小人之事。实际上,古来圣贤无不耕作,孔孟为何这么说呢?

  这一试题的提出,反映着深刻的社会历史问题:耕读原本就应当为一体,孔孟断然分开的深意何在?其实际意义,未尝不是不便直接批判孔孟的婉转措辞,更是为当时流行的耕读模式扫清理论障碍,寻找历史依据,为“耕读”一词和耕读理念的登台鸣锣开道,大造舆论。

  耕读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旉也曾纠结于此,试图破解。他一生隐居躬耕,并撰写《农书》,这就无法回避孔孟的观点。为了使自己的事业符合儒学,他努力向其靠拢,调和耕读对立:“仆之所述,深以孔子不知而作为可戒……此盖叙述先圣王撙节爱物志。”14出版时又对官员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15实际上仍然未能调和,既不能洗白孔孟,也不能洗白自己。

  至南宋,耕读一词进一步扩展,将耕读名之于室额。李敬子因故被免官,“敬子既归,躬锄耰,其乐不改,治庙祀,裁古今彛制为通行,家事绳绳有法度。筑室曰‘耕读’,以待学者,横经其间,士争趋之,舆议亟称其贤”16。自己实践耕读,并号召广大士人耕读,受到士绅的高度赞扬。还有士大夫把耕读标之于堂号。合肥长官、赵鼎曾孙赵纶作示子赵玉汝诗云:“颜筋柳骨徒尔工,岛瘦郊寒竟何益?劝汝耕田勤读书,丰公非是无官职。”其子赵玉汝“今于居之堂,摘末联‘耕读’二字以昭扁,志不忘也”。17为了纪念乃父,表明孝心,将父训凝聚为“耕读”二字,揭之为匾额,建堂明志。宋代遗民卫富益,还将这一概念自命为别号。他宋亡不仕,隐居教授着述,有《四书考证》《性理集义》《易经集说》《读书纂要》《耕读怡情》等着作。晚年还故里,“自号‘耕读居士’,绝不言世务,不理城市”18,把宋代的耕读理念带到元代,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姿态。

  这些情况表明,从“带经而锄”的行为开始,流传了千年之久的耕读事实最终在宋代概括提炼成一个确切的词语,耕读理念形成并进入文化层面,意味着耕读现象的普遍。

  三、耕读理念的确立与实践

  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依据不同需求和形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士人的耕读生活。其中又分几种形式。

  一是“耕隐”。南宋士大夫牟巘在《耕隐说》中,阐述这种耕读隐居的生活时说:“自昔以来,士率以隐遁为高,事或不同,其致一也。有隐于耕者,长沮、桀溺耦而耕是也……吾友俞好问之田邻蔡道明,字子诚,自号 ‘耕隐’,其慕耕耦隐者欤?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为此言者可谓知本矣,要使其后人长留得读书种子耳。吾老农也,曾无寸土可以施其鉏镬,于耕隐盖不胜健羡,因书而归之。”19这是耕读最早的源头之一,至宋代更加普遍。如宋真宗时陕西隐士刘巽,“治《三传》,年老博学,躬耕不仕”20。北宋中期的孔旼隐居汝州龙山之蚩阳城,“性孤洁,喜读书。有田数百亩,赋税常为乡里先”21。虽是孔子后裔,更是一个有文化守法令的农民。

  二是耕读作为事业和生活方式。如胡宪原本太学生,后“揖诸生归故山,力田卖药,以奉其亲”22。绍兴进士范良遂,“笔研不灵,卜筑江上,且耕且读,书与学俱晓。自号墨庄,有诗集刊于家,吴荆溪为序”23。南宋学者张邦基,失意后“归耕山间,遇力罢,释耒之垄上,与老农憩谈,非敢示诸好事也。其间是非毁誉,均无容心焉。仆性喜藏书,随所寓,榜曰‘墨庄’”24。这些士人将耕读作为良好的归宿。远在广东沿海的南恩州莫家,从南宋末期开始一直践行这一模式:“宋至嘉定间,而天佑公又赐进士及第,称世家矣。载传世而生阿玖公,始迁恩州那西村,以耕读为业,世有隐德。”25将耕读作为世代相传的事业。

  三是作为奋发图强的起点和形式。更多的情况是士人不得不边耕边读书,寻求出路。正如晁补之所言,这是宋代最为普遍的现象:“补之尝游于齐、楚之郊,见夫带经而耕者,莫非求仕也。”26都是农家子弟为了改变命运,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而入仕,是“鲤鱼跳龙门”式的拼搏形式。

  第二类最重要,即农民的耕读,这是新的主体或基础。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第一层意思在宋代已经毫不值得赞赏,因为早已不是孔夫子时代读书大都能够做官,而是大都不能做官,况且连商人也早就“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农耕是本,是历代的基本国策,至少在理论上任何一个阶层也不敢轻视。耕读模式最有价值的内涵,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纷纷读书,即自下而上的读书热潮。

  宋代还出现一个与耕读一词相关的新词:“识字农”。如陈着:“世多多才翁,谁识识字农。”27陆游也云:“颓然静对北窗灯,识字农夫有发僧。”28北宋苏轼早有“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29的提法。虽然都是士大夫耕读的自况,但读书识字的农夫也确实众多。宋末元初的黄应蟾云“荛夫被儒衣,耕叟辟家塾”30,便是宋代许多农民学文化、有文化的真实写照。例如“田父龙钟雪色髯,送儿来学尚腰钅廉”31。具体例子如北宋洛阳富裕农民王德伦,全家识字:他“常于孟春读诵《金刚经》数千遍……尝读《大戴礼》,觊取青紫于世……购藏经籍,以训子孙为务”。有子四人,一人“翼习《毛诗》,学究志业”,一人“亦常专经,止于中道”,一人进士及第入仕,一人“幼读诗礼”后“废书而置产”。他的妻子也读书识字:“常说孟母择邻之事,以晦诸子,又好看《多心经》。”32此可谓典型的耕读之家。北宋后期的毛滂自言其家三代耕读不辍:“某本田舍家,自父祖皆昼耕锄,夜诵书。”33常德府富农余翁,家中专有书房,“家岁收谷十万石……庆元元年六月,在书室诵经”34。两宋之际的张守指出:“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书应举,或入学校。”35在文风浓郁、教育发达地区,相当一部分人家都是如此。如叶适所说:“今吴、越、闽、蜀,家能着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36具体如福建,“闽俗户知书”,连被差点为乡兵的人,也“大抵举子也”。37其中的建州,有半数农民家庭已是半耕半读:“山川奇秀,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38读书识字只是生活的必需,未必非要参加科举。

  把耕读当作人生快乐之事,是耕读文化普及流传的前提之一和内在因素。四川士人家颐就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39吕午在《李氏长春园记》中指出: “人生天壤间,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园池台榭可以日涉,有贤子孙诵诗读书,可以不坠失家声,此至乐也,而纡朱怀金不与焉。顾能备是乐极鲜……间有高堂大厦,绚丽靓深,西陌东阡,日增月广,园囿景物之可纵所如,兰玉绳艺之相为辉映,岂不可乐? 而缓役于富贵利达,如蜗牛升高而不疲,蝂好上而不已,卒于钟鸣漏尽,未尝得一日少安厥居,载美酒、逐清景以自乐其乐者,亦可怜已。”40有田可耕,有子孙读书,就是人生难得的乐事,胜过荣华富贵。李日升“平居不易言,不以事不造公寺,喜读书,乐于耕事”41。既喜欢读书,又喜欢耕作,就是不喜欢与官府打交道。南宋中期的莆田人方审权,“少抱奇志,从伯父特魁镐仕湖之,所至交其豪隽。及归,慨然罢举。家有善和之书、东冈之陂,汾曲之田。君曰:‘吾读此耕此足了一生矣。’始者人疑其功名顿挫愤悱而然,既而久幽不改,以至大耄,安之如一日……君博古通今,父子皆能诗,有《真窖》《听蛙》二集。其志业不少概见于世者,皆于诗发之”42,科举失利后,遂安心耕读终生,那些远大志向则通过诗歌发泄。吴兴人张维,“少年学书,贫不能卒业,去而躬耕以为养。善教其子,至于有成。平居好诗,以吟咏自娱。浮游闾里,上下于溪湖山谷之间,遇物发兴,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绘之华,而雅意自得。倘徉闲肆,往往与异时处士能诗者为辈。盖非无忧于中,无求于世,其言不能若是也”43,都是以耕读为快乐人生的事例,意味着耕读生活对士人很有吸引力。这不仅是个人爱好,还成为一方风俗。如抚州“其民乐于耕桑,其俗风流儒雅,乐读书而好文词,人物多盛” 44,是良性循环的典型地区。

  耕读盛况因而形成。如陆游有诗云:“农畴兴耒耜,家塾盛诗书。”45具体情况是,冬季农闲,农家开始了另一种繁忙即延师教子:“十月东吴草未枯,村村耕牧可成图。岁收俭薄虽中熟,民得蠲除已小苏。家塾竞延师教子,里门罕见吏征租。老昏不记唐年事,试问元和有此无?”46这些都是倡导和描述耕读之风,并认为前代无此习俗。刘克庄说:“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47务本知书即耕读的统一,已经十分普遍。由此带来的一个影响重大的副产品是,新一轮的兼并在这种背景下兴起:“古者士则不稼,大夫不为园夫红女之利,今者公卿大夫兼并连阡陌。”48其特点就是士大夫热衷于买地耕种。

  宋代虽然还未出现“耕读传家”一词,但这个理念已然形成。具体事例,如苏辙在给诸子的诗中写道:“般柴运水皆行道,挟策读书那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裕人约已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49这表明其家已有百年的耕读传统。南宋前期舒邦佐的传家训词中,就有“后世子孙,优必闻于诗礼,勤必苦于耕读。教子择姻,慎终追远”50。显然就是耕读传家的意思。陆游说得更直接:“力穑输公上,藏书教子孙。”51类似例子很多,如黄岩赵十朋有诗云:“四枚豚犬教知书,二顷良田侭有余。鲁酒三杯棋一局,客来浑不问亲疏。”本人是“贤士”,家有两顷农田,四个儿子都读书。王十朋“亦有东皋二顷,两子皆学读书”,作诗云:“薄有田园种斗升,两儿传授读书灯。”52陆游晚年在家乡当“识字农”时,有诗云:“大布缝袍稳,干薪起火红。薄才施畎亩,朴学教儿童。羊要高为栈,鸡当细织笼。农家自堪乐,不是傲王公。”“诸孙晩下学,髻脱绕园行。互笑藏钩拙,争言斗草赢。爷严责程课,翁爱哺饴饧。富贵宁期汝?它年且力耕。”53从诗中可以看出,其所教后代子孙的人生目标并不是为科举入仕,而是做有文化的农民。一般而言,读书求知目的有三: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服务生活,知识提升身心。读书大多不能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生活质量。如张邦炜先生所言:“宋代读书人的学习目的是多元的,其中较为常见的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为谋生而读书。二是为做官而读书。三是为救世而读书。”54这是宋代与前代大不相同的亮点,也是耕读文化成熟的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耕读传家的理念从宋代开始确立与普及,这是宋代民众文化水平高起点的基础。在宋人看来,耕读都是人生的必须,其中耕是生存的需要,读是发展的需要;耕是本分,是物质需要;读是更新,是精神需要。基本生活环境改善之后,宋人对精神生活的需要更加强烈,也就是农民对文化的需求上升,主要还是为了子孙的发展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地位的提升。如黄震说:“人若不曾读书,虽田连阡陌,家赀巨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55意思是农民应当读书,否则土地再多也只是普通百姓,读书的农民才有品位。文彦博甚至明确指出:“则知富于文者,其富为美;富于财者,其富可鄙。”56流传至今的俗话“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就是民间对耕读或农民读书的强调。更深入普通农民人心的是卜算文化,北宋邵雍辑录的古代占梦书中对此有明确的态度:梦见“耕田读书,大吉。占曰:且耕且读,务本之象。必名利双全,大富大贵也”57。此书虽据传为晋代葛洪编撰,实际上此前并无文字等痕迹,也即并未在社会中起作用。只有在宋代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广为流传。

  在理论上,历史进程证明孔孟耕读分离的主张不符合社会实际和历史发展,宋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士农界限。更关键的是,耕读合一理念与习俗的形成,是对孔子耕读分离的公然反叛与不屑,确属宋人大胆解放思想的表现。

  耕读文化的关键是读,全国范围内,不读而耕者毕竟是大多数,读而耕者,通常多见于文风昌盛的地方。

  四、宋代耕读文化的效应

  耕读模式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意味着二者的相辅相成。宋代历史证明了这些辉煌成就,在此主要提示三个方面。

  第一,对知识分子和文化而言,耕作的实践有利于思维的创新和学问、创作题材与水平的提高。例如济州士人邓御夫,“隐居不仕,尝作《农历》一百二十卷,言耕织、刍牧、种莳、括获、养生、备荒之事,较之《齐民要术》尤为详备。济守王子翻尝上其书于朝”58,成为由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农学专家。其他如陈翥、邓御夫、陈旉、胡融、陈景沂等在乡间躬耕自食,同时撰写农书以总结生产经验,从而“把私人农学传统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59。如陈翥写出世界第一部研究泡桐的专着《桐谱》,刘蒙着成第一部菊花专着《菊谱》等即是。有学者统计宋代农书141部,而唐以前历代(含唐)农书总计也不超过80部,足见宋代是传统农学迅猛发展的时代。60应该说,这正是耕读文化的产物。

  最典型的人物是两宋之际的陈旉。他一生隐居躬耕在淮南的西山,是位饱学之士:“西山陈居士,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如见其人,如指诸掌。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61针对“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的耕读分离状况,立志隐居耕读,着《农书》三卷:“此盖叙述先圣王撙节爱物之志,固非腾口空言,夸张盗名,如《齐民要术》《四时纂要》迂疏不适用之比也。实有补于来世云尔。”62多年的亲自实践,使之发现前代名着《齐民要术》等的“迂疏不适”,敢夸海口。书中有不少突出特点,至今被称为“我国第一流古农书之一”。63绍兴年间完成《农书》后,正招抚难民垦辟荒地的知真州洪兴祖如获至宝,“取其书读之三复,曰:‘如居士者,可谓士矣。’因以仪真劝农文附其后,俾属邑刻而传之”64。作为首批耕读的农学家,他是耕读文化的杰出代表,在耕读文化确立过程中起到标志性作用。

  另一突出事例是农诗事的兴盛。有关研究表明,宋代农事诗的创作异军突起, 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几类诗作;65宋代是农事诗发展的高峰期,达到其艺术内涵的顶峰。66这些成就都是耕读文化的产物,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和内容,使之更接地气,更有内涵,也使农业情况更多、更具体地传播与士大夫,使之更加关注。

  第二,知识、知识分子大量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大大增添了农业的文化含量,促进了农业发展。典型如南宋初期四川人苏云卿隐居在南昌耕作:“披荆畚砾为圃,艺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虽隆暑极寒,土焦草冻,圃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之品无阙者。味视他圃尤胜,又不二价,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输直。夜织履,坚韧过革舄,人争贸之以馈远。”67他开辟荒地种植蔬菜,以渊博的知识功底和聪颖,很快成为种植高手,无论冬夏均有蔬菜上市,而且品质优良,深受市场欢迎,商贩以至于提前付款订货。意味着无论技术还是经营,都是非常先进的。例如冬季蔬菜的商业化种植,是如何营造像现代塑料薄膜大棚那样既温暖又光线充足的环境的呢?耕读结合,提高了生产、经营水平和产品质量,又丰富了文化的实践经验。

  第三,对社会影响最深刻的,是促使文化普及到农家。正如北宋朱长文所谓:“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裦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盖自昔未有盛于今也。”68所言“执耒垂髫之子”,就是农家儿童。除了一心想通过科举入仕的大众潮流以外,非科举功利的识字读书者颇多。如会稽陈姓老人,生三子,有孙数人,“皆业农……子孙但略使识字,不许读书为士”69。宣和末,河北“有村民颇知书,以耕桑为业……其家甚贫”70。有的农家送子弟入学校读书,仅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役:“学书意识偏傍,与门户充县官役足矣。”71在文风浓郁的东南地区更是普遍,如邵武军“力农重谷,然颇好儒,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72。读书成为农家风俗,也即耕读文化的普及与硕果。

  当然,耕读文化的效应绝不止于此,对官员的政治理念、治国行为等也有不小的影响。总之,耕读文化自从宋代确立以来,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学者对耕读文化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耕读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趋向,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独立意识的精神寄托”73。“对于读书之人来说,耕读生活是他们最基础的生存形态”。同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文化形态确立于宋代:“班固描绘的耕养之道的蓝图被南宋士绅践行了”74;“耕读传家是乡土中国生活观念的底色,它的兴起和发展与理学的塑造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关联……在理学重新塑造后的人生信条中,耕读传家成为致太平事业的起点,读书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它继续演进、发展,最终凝定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生活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75。所言不乏真知灼见,但限于所论主旨,完全是从士大夫角度看问题,没有注意到广大农民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也没有看到北宋的盛况。

  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是宋文化的历史贡献。

  余 论

  耕读文化源远流长,由零星的隐士行为发展为广大的士人行为,扩展为普通的农家行为,从特殊现象到普遍的人生信念、生活模式、价值趋向,如同从幕侧伴奏的笛声到舞台中央的交响乐。具体来说,对农家而言,读书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必需品;对士人而言,耕读不仅是科举必须,也是生活乐事。这一强化与转变,完成于宋代。这与宋代农学大发展、成为北魏以来传统农学发展的一个新高峰正相一致。

  耕读统一才能形成耕读文化。耕读文化是文化普及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化形态,把文化融进社会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并与之并列,号召士人像重视读书一样重视农业,号召农民像重视生产一样重视文化。正如两宋之际的李石在眉州劝谕百姓耕读结合时所云:“俾田与孝同力,稼与学并兴。”76这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举的模式,既是生产模式,也是生活模式,广大士子因而有了实实在在的起点和落脚点,广大农家子弟因而有了文化武装和前途希望,使农业文化有了新发展,使文化与农业较好结合,对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更是具有直接且深远的作用。特别要指出的还有,耕读模式增强了阶层之间的对流性和代际流动性,一定程度上消弭了社会的代际焦虑,使底层农家子弟有了长期发展愿景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为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产物,经宋人的确立宣扬,遂成为优良传统的经典,是农耕文化的升级版,成为中国古代后期一种标准的生活模式,也是中华文明的一次更新与完善。其阶层结果,就是造就了明清的乡绅。

  但是,平心而论,耕读文化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后代的历史情况来看不能评价过高。尤其是在政治上并未产生多大积极影响。耕读文化是一条固定的上下通道,其理想状态是既通天又接地。实际上,从明清时代的流行情况看,上下垂直的动态并没有质量的变化,并不能打通传统文化发展的“任督二脉”。被美化成田园诗的耕读文化顺从并固化了农耕思维,耕读的百姓有了自我修复能力,相应地也顺从并强化了君主专制主义,使之稳稳地落实在农耕大地,如系舟之锚,牢牢固定在大地,专制主义之舟从此只有前后左右的飘荡,中国政治不再航行前进。正如陈尃言:“知夫圣王务农重谷,勤勤在此,于是见善明而用心刚,即志好之,行安之,父教子召,知世守而愈励,不为异端纷更其心,亦管子分四民,群萃而州处之意也。”77世守而愈励的耕读文化,目的就是“不为异端纷更其心”,可谓一语道破。故而,耕读文化只能改变个别农民的命运,不能改变群体农民命运。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直到西学东渐之前再也没有大变化。因为普及的耕读人家主体已经不是以往少数自由自在的隐耕士人,而是农村士绅和农民,从“野生”到“圈养”,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自在,落入世俗的牢笼;况且,经过理学强化的耕读文化贯彻着孔孟之道,不可能滋生新思想新文化。当然,这些反思都是题外话了。

  近来李治安先生总结历史,提出了“耕战模式”概念。指出:“自‘商鞅变法’滥觞,基于授田和二十等爵的编民耕战,构成了秦汉以降近半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它历经秦西汉的鼎盛、北朝隋唐赖‘均田’‘府兵’及‘租庸调’的再造复兴和明代‘配户当差’为特色的最后‘辉煌’,在两千年的历史舞台上表演不同凡响。作为马克思所云‘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典型体现的编民耕战模式,重在对百姓及地主经济实施全面管控,尤以徭役、兵役沉重,故特名‘耕战’。其目标是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78这一论断甚有识见,但宋代社会与之不同,不在“耕战模式”推行之列。那么,填补这一时代空间的,或许正是“耕读模式”。并且由“耕战模式”的政府行为变为“耕读模式”的个人行为,由政治现象变为文化现象,因而更有生命力。实质与目标,却都是一样的。

  注释

  1 如张金凤认为:“中国的耕读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成熟于汉魏,鼎盛于唐宋,延续到明清,影响至今。”参见张金凤:《由“耕读”铭文瓦当谈耕读文化——兼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及现实意义》,《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8期。
  2 刘培:《耕读传家观念的重塑与强化——以南宋中后期辞赋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刘培:《耕读传家观念与士绅文化形态——以南宋文学中岩桂意象的生成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朱晓明:《耕读与传统村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胡念望:《芙蓉、苍坡以及楠溪江畔的其他村落》,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3 林文勋、黎志刚提出“耕读传家:宋代以来乡村文化发展的新趋向”,并有所论证。参见林文勋、黎志刚:《南宋富民与乡村教育文化的发展》,《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1年第4期。
  4(1)《汉书》卷30《艺文志》。
  5(2)《汉书》卷58《儿宽传》。
  6(3)《三国志》卷23《魏书·常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7(4)《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8(5)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修订版)卷2《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3、134页。
  9(6)《晋书》卷51《皇甫谧传》。
  10(7)罗时进:《丁卯集笺证》卷3《题倪处士旧居》,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11(8)朱熹:《朱熹集》卷77《一经堂记》,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册,第4017-4018页。
  12(9)曾巩:《曾巩集》 卷42《司封郎中孔君墓志铭》,陈杏珍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75页。
  13(10)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30《策题·耕读》,《四部丛刊三编》,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页。
  14(11)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陈旉自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22页。
  15(12)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洪兴祖后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63页。
  16(13)岳珂:《桯史》卷15《李敬子》,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8-179页。
  17(14)赵孟坚:《彝斋文编》卷3《耕读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81册,第337页。
  18(15)董斯张:《吴兴备志》卷13《卫富益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4册,第433页。
  19(16)牟巘:《陵阳集》卷14《耕隐说》,《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87册,第571页。
  20(17)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高逸》,吕友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页。
  21(18)《宋史》卷457《孔旼传》。
  22(19)《宋史》卷457《胡宪传》。
  23(20)边实:《咸淳玉峰续志·人物》,《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03页。
  24(21)张邦基:《墨庄漫录》作者自序,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页。
  25(22)陈臣忠:《莫象泉迁葬墓志铭》,载林星章主修:《新会县志》卷12,道光二十一年刊本,第56页。
  26(23)晁补之:《鸡肋集》卷52《上杭州教官吕穆仲书》,《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2页。
  27(24)陈着:《本堂集》卷8《戴帅初九日无憀以满城风雨近重阳为韵七首袖而示余因次其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85册,第44页。
  28(25)钱仲联:《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20《南省宿直·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75页。
  29(26)苏轼:《苏轼诗集》卷30《庆源宣义王丈……为老人光华》,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81页。
  30(27)黄应蟾等:《秀山霜晴晚眺与赵宾旸黄惟月连句》,载程敏政辑:《新安文献志》卷58,何庆善、于石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1392页。
  31(28)陈思编,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331,陈鉴之:《东斋小集·题村学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64册,第605页。
  32(29)王景:《大宋赠大理评事太原王公(德伦)墓志铭并序》,载郭茂育、刘继保:《宋代墓志辑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
  33(30)毛滂:《毛滂集》卷10《重上时相书·又》,周少雄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9页。
  34(31)洪迈:《夷坚志·甲志》卷7《查市道人》,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0页。
  35(32)张守:《毘陵集》卷3《论措置民兵利害札子》,刘云军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6页。
  36(33)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刘公纯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40页。
  37(34)程俱:《北山小集》卷34《故武功大夫昭州团练使骁骑尉徐公行状》,徐裕敏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597页。
  38(35)胡寅:《斐然集》卷21《建州重修学记》,容肇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42页。
  39(36)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家颐:《教子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3册,第74页。
  40(37)吕午:《竹坡类稿》卷2《李氏长春园记》,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20 册,第218-219页。
  41(38)员兴宗:《九华集》卷21《李日昇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58册,第180页。
  42(39)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1《方隐君》,王蓉贵、向以鲜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33、4134页。
  43(40)周密:《齐东野语》卷15《张氏十咏图》,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9页。
  44(41)祝穆:《方舆胜览》卷21《抚州·风俗》,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73-374页。
  45(42)钱仲联:《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80《春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327页。
  46(43)钱仲联:《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60《书喜·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454页。
  47(44)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泉州南郭二首》,王蓉贵、向以鲜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1页。
  48(45)陈舜俞:《都官集》卷7《说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96册,第484页
  49(46)苏辙:《栾城集·三集》卷1《示诸子》,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6页。
  50(47)舒邦佐:《双峰先生存稿》卷1《训后》,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18册,第272页。
  51(48)钱仲联:《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55《题斋壁·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0页。
  52(49)王十朋着,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诗集》卷16《黄岩赵十朋贤士也有诗云四枚豚犬教知书二顷良田侭有余鲁酒三杯棋一局客来浑不问亲疏予亦有东皋二顷两子皆学读书客至则弈棋饮酒遂用赵君诗意成一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53(50)钱仲联:《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78《农家》《农家·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247、1249-4250页。
  54(51)张邦炜:《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人文杂志》2013年第7期。
  55(52)黄震着,张伟、何忠礼主编:《黄震全集·黄氏日钞》卷78《又晓谕假手代笔榜》,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97页。
  56(53)申利:《文彦博集校注》卷2《多文为富赋》,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8页。
  57(54)邵雍纂辑,陈士元增删,何栋如重辑:《梦林玄解》卷3《梦占·田园》,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63册,第682页。
  58(55)张邦基:《墨庄漫录》卷10《邓从义作农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4页。
  59(56)曾雄生:《中国农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2页。
  60(57)邱志诚:《宋代农书考论》,《中国农史》2010年第3期。
  61(58)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洪兴祖后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63页。
  62(59)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陈旉自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21页。
  63(60)万国鼎:《〈陈旉农书〉评价》,载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20页。
  64(61)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洪兴祖后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63页。
  65(62)朱刚:《从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
  66(63)韩梅、孙旭:《宋代农事诗的文化阐释》,《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67(64)《宋史》卷459《苏云卿传》。
  68(65)朱长文:《乐圃余藁》卷6《苏州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19册,第29页。
  69(66)马亚中:《陆游全集校注·渭南文集校注》卷23《陈氏老传》,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4页。
  70(67)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三河村人》,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页。
  71(68)李新:《跨鳌集》卷20《上王提刑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24册,第563页。
  72(69)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4《邵武军·风俗形胜》,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833页。
  73(70)张金凤:《由“耕读”铭文瓦当谈耕读文化——兼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及现实意义》,《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8期。
  74(71)刘培:《耕读传家观念与士绅文化形态——以南宋文学中岩桂意象的生成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75(72)刘培:《耕读传家观念的重塑与强化——以南宋中后期辞赋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76(73)李石:《方舟集》卷18《眉州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49册,第749页。
  77(74)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陈旉后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年,第62页。
  78(75)李治安:《秦汉以降的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文史哲》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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