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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郎官期间的诗文创作探究

时间:2020-04-23

  摘    要: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关键词: 刘禹锡; 屯田员外郎; 主客郎中; 礼部郎中; 诗歌唱和;

  Abstract: Liu Yuxi, famous poet in mid-Tang Dynasty, was appointed to take offices as Wailang in Tuntianyuan, Langzhong in Zhuke and the Ministry of Rites respectively, which was very rare in the Langguan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His state of mind and poem creation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ive-year office as Langguan in Chang'an. Liu Lang image was quite popular as a synonym of Langguan in mid-Tang, during which Liu created a lot of poems to show leisured and quality life with garden party and drinking party as the main themes. Singing poems to each other between Liu and other poets like Bai Juyi, Linghu Chu, Pei Du, Wang Jian, Yuan Chen and Yao He is the main creation form, which is the real record of official poet's communication in Chang'an during Dahe Period and reflects Liu's journey from being ambitious to desperate. The poem creation of Liu and some other poets came to a climax in the Antiphon Poetry history of Mid-Tang.

  Keyword: Liu Yuxi; Wailang in Tuntianyuan; Langzhong in Zhuke; Langzhong in the Ministry of Rites; Antiphon Poetry;

  刘禹锡是唐代郎官群体里名气最大的一个,主要是他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郎官生涯跨度时间最长,而且中唐人说起刘郎往往就是特指刘禹锡。他的《玄都观桃花》与《再游玄都观》脍炙人口,诗中两次出现的刘郎对刘禹锡来讲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以至于他多次用到刘郎一词,用意非常明显。探讨刘禹锡的郎官意识、任职期间的心态和诗文创作,对研究整个唐代郎官群体与文学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目前学术界仅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两部专着中的部分章节涉及这个课题,单篇论文经检索尚未见到。笔者不揣简陋,在此基础上对刘禹锡郎官期间的诗文创作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力图揭示出其中的一些特征和规律,以供研治唐诗者参考。

  一、刘禹锡的三次郎官经历及其心路历程

  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元稹、白居易都不同,因为他一生曾三次担任郎官,这在唐代诗人中是非常罕见的。顺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刘禹锡因王叔文推荐出任屯田员外郎,首次担任尚书省郎官。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贞元二十一年春,予前已为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余日,至是改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等。”1其《举开州柳使君公绰自带状》题下注:“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八日。”2屯田员外郎为尚书省工部屯田司的副职,官秩从六品上,“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3屯田司虽为尚书省工部四司之一,但由于各地军事区域在屯田时,实际上是由各地长官主持,故屯田司有名无实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刘禹锡担任屯田员外郎的时间很短,不到半年时间,此时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他们积极支持王叔文、王伾主导的永贞革新,参与谋议草拟制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旧唐书》卷160《刘禹锡传》:“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可见刘禹锡与柳宗元的确是二王革新的核心人物,备受重视。
 

刘禹锡郎官期间的诗文创作探究
 

  永贞革新以宦官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顺宗而以失败告终,刘禹锡遭到侍御史窦群弹劾,这年九月被贬为连州刺史。《旧唐书》卷15《宪宗纪》载,永贞元年九月“己卯,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连州刺史,坐交王叔文也”。刘禹锡从长安到连州赴任,途经江陵与韩愈相会,时韩愈刚获得赦免从连州阳山县令授任江陵法曹参军不久,两人真是惺惺相惜。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中曾提到这次与韩愈的见面,另有《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杜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诗纪事。十一月刘禹锡再度遭到贬谪,由连州刺史降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也由邵州刺史贬为永州司马,永贞革新的主角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王伾贬为开州司马,其他各位参与者也都遭到贬谪,史称“二王八司马”。刘禹锡第一次担任郎官不到半年时间,就因参与永贞革新而遭到打击报复,以贬谪到外地任职黯然收场,这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当时长安朝廷政局的真实写照。

  从宪宗元和元年(806)直到元和九年(814),刘禹锡都在朗州司马任上,期间曾与元稹、柳宗元、白居易等诗歌唱和,依然流露出坚贞不屈、豁达乐观的心态。朗州在今湖南常德一带,地理偏僻文化落后,刘禹锡只能以诗为友、以文为伴,《新唐书》卷168《刘禹锡传》:“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在他看来,荣辱沉浮与悲欢离合不过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故他虽处偏境内心却不消沉,而是保持一种乐观的精神,蕴含着高洁坚毅的人格。《秋词》其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4这种旷达饱满的豪情是诗人贬谪时的自然流露。元和十年二月其与柳宗元奉诏回长安,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机,按说经过多年贬谪的人生磨砺,诗人会变得老成持重,不会轻易再臧否人物,但刘禹锡那刚直不屈的个性并不会委曲求全,他依然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而后来居上的朝廷新贵。《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5此诗一出,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其再次遭贬外放为播州刺史,因御史中丞裴度求情改贬为连州刺史。刘禹锡当了五年连州刺史后,转任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又度过了漫长的十三年贬谪生涯。再度贬谪的刘禹锡依然乐观豁达,千古名篇《陋室铭》即作于和州刺史任期内。他在扬州与白居易相逢,写七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6诗篇虽语含哀怨,却在感伤中不失沉雄,凄婉中尤见苍劲,显示出诗人对世事变迁和仕宦升沉的豁达襟怀,表现出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读后令人肃然起敬。

  文宗大和元年(827)春刘禹锡返回洛阳,夏季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具体任职时间可能是这年六月,《刘禹锡集》卷17《举姜补阙伦自代状》:“臣蒙恩授尚书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后署“大和元年六月十四日”7。《全唐诗》卷497有姚合《寄主客刘郎中》一诗,中有“嵩山晴色来城里,洛水寒光出岸边”一联,当是姚合寄给分司东都时的刘禹锡,此外姚合另有《和刘禹锡主客冬初拜表怀上都故人》诗。主客郎中属礼部主客司长官,从五品上,掌二王后及诸藩朝聘,主管外交及处理民族事务。这时刘禹锡已经五十六岁,距贞元二十一年任职屯田员外郎已过去二十三年,且全是在外放贬谪中度过。身处逆境却不意志消沉,而以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坦然面对,这是刘禹锡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大和二年三月,刘禹锡从洛阳到长安,仍为主客郎中。《初至长安》诗云:“左迁凡二纪,重见帝城春。”题下自注:“时自外郡,再授郎官。”8回到京师后他又来到玄都观,想到十四年前因在此写诗遭到权贵的诽谤贬谪,心潮起伏不由写下《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并加上小序以表心志:“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9诗、序相互辉映,是刘禹锡坚贞劲直品格的完美体现。“前度刘郎今又来”,以嘲讽的口吻向政敌再度宣示,绝不会因屡遭打击报复而妥协屈服;“以俟后游”四字则表示已经做好了再度遭贬的心理准备,其心忠贞可鉴令人敬服。

  刘禹锡回到长安不久,除任主客郎中外另授集贤殿学士。据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据张籍《赠主客刘郎中》与白居易《雨中招张司业宿》二诗所考,“禹锡为集贤殿学士,亦当在二年秋以前”10。刘禹锡《早秋集贤院即事》诗有“早岁忝华省,再来成白头”一联,题下自注“时为学士”,则与卞谱所考时间相吻合。大和三年(829)刘禹锡由主客郎中转礼部郎中,第三次在尚书省担任郎官。礼部郎中与主客郎中同属礼部,但排名由第四转到第一,“礼部郎中、员外郎掌贰尚书、侍郎,举其仪制而辨其名数”11。具体来说,礼部郎中掌礼乐衣冠、学校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及百官与宫人丧葬赠赙之数,日常工作较为繁琐。这年三月白居易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去洛阳赴任之前将大和以来与刘禹锡赠答诗篇编为《刘白唱和集》上下卷,交付两家收藏。此后三年刘禹锡一直在尚书省任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直到大和五年(831)十月出为苏州刺史,先后在长安担任了五年的郎官。

  刘禹锡的郎官经历在唐代诗人中具有较为特殊的意义。首先,根据笔者在《唐代文人任职郎官的总体分析》一文中的统计,唐代诗人先后担任过三次郎官的有王维、钱起、李吉甫、李汉、令狐楚、苗发、姚合等人,但从时间跨度上来讲,只有刘禹锡的郎官任职时间最长,达二十三年之久,而且他的升职速度也最慢,仅仅从员外郎升为郎中。其次,刘禹锡在郎官与刺史外放期间创作的诗文是他存世作品中的精华,其可以视为唐代郎官与文学创作的典型人物,极具代表性。再次,刘禹锡郎官期间的两次贬谪都与他的政治态度、人生信念有关,可以看出他旷达、豪迈、自信的精神。他所创造的“刘郎”一词,实际上代表了唐代郎官的群体形象,这个典故的运用一直影响到宋代诗人,具有历史意脉的穿透性。最后,刘禹锡郎官期间组织诗歌唱和活动,是中唐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对研究唐代中后期的诗歌流派、群体唱和提供了文献材料。

  二、刘禹锡的郎官意识与郎官期间的生活情致

  跟元稹、白居易担任礼部郎中兼知制诰不同的是,刘禹锡没能兼知制诰。《旧唐书·刘禹锡传》说:“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虽同为礼部郎官,刘禹锡因没能兼知制诰,也就没能留下大量的制诰文,这恰好也是一个优势,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相比其他郎官消耗大量的公文创作,刘禹锡的确算是比较幸运的。从现存的刘禹锡诗文中可以窥见他在长安时期的种种生活状态与政治作为,对研究唐代郎官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刘禹锡担任屯田员外郎仅半年时间,留下的诗文不多,故考察刘禹锡郎官时期的作品,主要从大和元年春到洛阳任职主客郎中、大和二年返回长安任主客郎中、大和三年转任礼部郎中直到离开长安这段时间为主,前后相续正好五年。据统计,刘禹锡在五年郎官期间共写诗一百五十首左右,作文四十余篇,从数量上看的确不算多,但这些诗文是他郎官期间的生活与思想的真实反映。“由于郎官是京官,时空范围限定在京城长安,因此考察杜牧郎官时期的诗文创作,具有明显的帝景色彩。”12这个特点同样体现在刘禹锡身上,可以说是唐代郎官诗文创作的共性。

  郎官在唐代文人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代的一些着名诗人如白居易、元稹、杜牧、张籍等,在他们的政治与文学生涯中,郎官的身份往往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唐代社会重视郎官,士人们也热切追求郎官职务,以致于产生一种浓厚的郎官意识,这在刘禹锡身上显得尤为突出。马自力先生在《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一书中将唐代士人的郎官意识概括为风流倜傥的形象与踌躇满志的心态及怀才不遇心理,的确是很恰当。13对刘禹锡来讲,二十二岁时登进士第时的春风得意与二十三年贬谪生涯的怀才不遇,更能激起诗人的内心波澜,其内心深处潜在的郎官意识更加明显。刘禹锡诗中“刘郎”一词出现过三次,除《赠刘景擢第》中的“湘中才子是刘郎”指年少才子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中的“刘郎”显然与他的郎官职务有关。而且刘禹锡写作《再游玄都观》时已经五十六岁,从字面上讲很难是一般意义上的刘郎,而是具有深层次的含义。欧阳修《戏刘原甫二首》其二:“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新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14欧阳修以调侃的口吻化用刘禹锡诸诗中“刘郎”与“桃花”的典故,说明刘禹锡“刘郎”的故事在宋代已经深入人心了,而这里“刘郎”肯定不是年轻人的专属用语,而是专门针对刘禹锡的郎官身份而言。

  “刘郎”典出南朝刘义庆《幽明录》,讲述汉明帝永平年间,剡县人刘晨与阮肇到天台山采药迷路,后遇见二仙女而获救,为其所邀留居半年而归家。回到家时发现亲旧零落无复相识,时到晋代且子孙已历七代,刘晨后来重返天台山寻旧踪不复得。刘禹锡巧妙地化用了《幽明录》刘晨入山遇仙这一旧典,并且加入了新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奇特的刘郎意象,即作为郎官再度返回朝廷的自我形象。刘晨入山遇仙再寻不复得,而《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中“尽是刘郎去后栽”的刘郎虽然暂时离去,但《再游玄都观》中“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刘郎依旧欣然返回。刘禹锡笔下的刘郎赋予了《幽明录》中刘郎新的含义,而且结局更加振奋人心。而且,郎官在唐代还被认为是文官系列中地位较为特殊的职位,《大唐新语》卷13就有“郎位列宿”的典故,源自《后汉书·明帝纪》,可谓是源远流长。唐诗中有关“郎位列宿”的描写比比皆是,如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高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卢照邻《同崔录事哭郑员外》等诗中都有“郎官列宿”“郎官星位”的用典。刘禹锡化用旧典生发出的刘郎意象,巧妙地与上述神秘仙侣故事相暗合,使得刘禹锡的郎官意识转化为唐人笔下常用的一个新典故。中唐文人诗文中的刘郎典故多指郎官刘禹锡,例如白居易《早春同刘郎中寄宣武令狐相公》最后两句:“谁引相公开口笑,不逢白监与刘郎。”白居易在大和元年为秘书监,白监为白居易自指,而刘郎显然是指主客郎中刘禹锡,其郎官身份显而易见。甚至到了宋代,刘郎的典故依然在大量使用,如苏轼《送刘攽倅海陵》:“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15又如王楙《野客丛书》卷6:“宋景文公曰:梦得尝作《九日》诗,欲用糕字,思六经中无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诗曰:刘郎不肯题糕字,虚负诗中一诗豪。”16可见刘禹锡创造的以刘郎为意象的郎官意识已经流传广泛,中唐到北宋期间在士人中普遍传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郎”典故的意义叠加正好体现了中古诗歌中意象的复杂生成机制。

  无论是主客郎中还是礼部郎中,都是尚书省礼部的中层文官,总体特点是清闲而精致,生活较为富足,这些都在刘禹锡诗中有所反映。刘禹锡任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本职上就是一种闲职,其《为郎分司寄上都同舍》诗云:“籍通金马门,家在铜驼陌。省闼昼无尘,宫树朝凝碧。荒街浅深辙,古渡潺湲石。唯有嵩丘云,堪夸早朝客。”全诗充满着一种萧散闲致的情调,叙写分司东都之清寂与冷漠。洛阳为唐代东都,有一些中央职官在此办公,但多为虚职并无实权,很多唐代诗人都曾分司东都,例如白居易就“分司东都十三年”,韩愈也有《送李员外院长分司东都》诗。洛阳是陪都,供职官员较少,即便是白天去宫中也颇显清寂。“省闼昼无尘,宫树朝凝碧”一联是实写,车稀人少、街道无尘以至天空洁净、宫树都一片碧绿,表面上是写景色清净,实际上是写人之清闲。宫中无事诗人只好到野外去荒滩古渡,欣赏那潺湲冲刷的怪石,借观景以消磨时光。其他如《罢郡归洛阳闲居》《城东闲游》《罢郡归洛阳寄友人》《洛下初冬拜表有怀上京故人》《和苏郎中寻丰安里旧居寄主客张郎中》等诗,从诗题来看都是在写自己的闲居生活,颇符合此时分司东都主客郎中身份。

  回到长安后的郎官生活则要显得丰富多彩,主要是京城同僚故友多,相互之间的应酬也较多。除了例行的早朝外,公事之余的活动主要有游园、赏花、观唱、唱和、宴饮等。此期的心情正如《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所写:“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17饱经贬谪之苦、终究苦尽甘来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字里行间跳动着欢快愉悦。优游与酒会成为此期诗歌创作的主题,曲江游春的雅致与诗酒风流的酬唱成了刘禹锡郎官职务闲暇时的主要内容。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轻重地位,在唐代就有约定俗成的评价,韦述《两京新记》卷1:“尚书郎自两汉已后妙选其人,唐武德、贞观以来尤重其职。吏、兵部为前行,最为要剧。自后行改入,皆为美选。考功员外专掌试贡举人,员外郎之最望者。司门、都门、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后行,闲简无事。”18刘禹锡任礼部主客郎中,属于郎官群体中的后行,日常生活颇为悠闲。此期的诗题主要为游玩、赏花、联句、宴会,如《和严给事闻唐昌观玉蕊花下游仙二绝》《杏园联句》《花下醉中联句》《春池泛舟联句》《陪崔大尚书及诸阁老宴杏园》《曲江春望》《首夏犹清和联句》《蔷薇花联句》《西池落泉联句》《答东阳于令涵壁图诗》《终南秋雪》《和令狐相公郡斋对紫薇花》《和令狐相公玩白菊》《赏牡丹》等,信庭闲步的赏花、春池花下的联句、酒席中的诗歌唱和,成了刘禹锡闲暇时的点缀。像“时时偷眼看春光”(《答乐天戏赠》)、“时时闲步赏风烟”、“看花临水心无事”(《和裴相公傍水闲行》)、“长忆梁王逸兴多。西园花尽兴如何”(《夏日寄宣武令狐相公》)、“口不言功心自适,吟诗酿酒待花开”(《和令狐相公初归京国赋诗言怀》)、“多才遇景皆能咏,当日人传满凤城”(《和乐天南园试小乐》),这样的诗句满篇皆是,颇能反映出刘禹锡此期的闲情逸致。甚至在文章中也写到入署郎官的闲适生活,如《祭兴元李司空文》:“公入西关,愚亦征还,削去苛礼,招邀清闲。广陌联镳,高台看山。寻春适野,醉舞花间。”19说明唐代郎官公事之余简闲从容的生活状态。

  即便是由主客郎中转为礼部郎中,从子司主客进入头司礼部,刘禹锡的郎官生活仍然精致从容。其《蒙恩转仪曹郎依前充集贤学士举韩湖州自代因寄七言》说:“翔鸾阙下谢恩初,通籍由来在石渠。暂入南宫判祥瑞,还归内殿阅图书。”可见他的职事主要是在礼部判祥瑞,并不繁杂。唐代礼制中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余瑞之分,实际上是对一些事物牵强附会的划分。所谓判祥瑞就是把各州县上报到朝廷的祥瑞之物进行鉴别后,予以等级划分和归类。礼部郎中为从五品上的中层文官,物质待遇较为丰厚,从诗文中可以看出刘禹锡精致、富足的生活情致。如“鼎食华轩到眼前,拂衣高谢岂徒然”(《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卷帘松竹雪初霁,满园池塘春欲回”(《河南王少尹宅燕张常侍白舍人兼呈卢郎中李员外二副使》)、“门前陌巷三条近,墙内池亭万镜闲”(《题王郎中宣义里新居》)。这些是描写京城郎官景色怡人的花园别墅,出入有华美的车子,相互列鼎而席,生活悠闲富足。“开颜座内催飞盏,回首庭中看舞枪”(《洛中逢白监话游梁之乐因寄宣武令狐相公》)、“把取菱花百炼镜,换他竹叶十旬杯”(《和乐天以镜换酒》)、“酒瓮新陈接,书签次第排”(《和乐天早寒》)、“雕盘贺喜开瑶池,陶醉题诗出琐闱”(《酬严给事贺加五品兼简同制水部李郎中》)、“酒后人倒狂,花时天似醉”(《曲江春望》),在庄园里面宴席酒会,陶醉于同僚之间的诗酒风流,这种富有情调的雅致聚会成了郎官们公职之余的重要生活方式。“大弦嘈囋小弦清,喷雪含风意思生”(《曹刚》)、“共羡府中棠棣好,先于城外百花开”(《同乐天送河南冯尹学士》),征管逐弦,赏花饮酒,丰富的文娱活动倍显唐代郎官生活的富足与精致。

  相比其他郎官如晚唐时期的杜牧在诗中反复述说经济拮据、怀才不遇等主题,刘禹锡郎官时期的创作题材,充分证明了唐代郎官还是有精致优雅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这对研究唐代郎官群体的精神面貌与生活状态,提供了样本,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刘禹锡任职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的确具有存史的意义。

  三、郎官期间的诗歌酬唱与中唐诗坛的唱和高潮

  刘禹锡回长安任职郎官期间,元和诗坛上的几位着名诗人也都相继重返京城,一时长安文坛成了诗歌酬唱的中心,形成了一阵高潮。这段时间内,令狐楚任户部尚书,白居易由秘书监改任刑部侍郎,崔群任兵部尚书,张籍由主客郎中转国子司业,王建为太常丞,元稹为尚书左丞,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而裴度担任宰相,这些人都是刘禹锡的故交,相互间均有诗歌赠答、酬唱,在京城长安形成了一个诗歌唱和圈。大和三年三月白居易编《刘白唱和集》两卷,其《刘白唱和集解》云:“彭城刘梦得,诗豪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刘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及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存者,共一百三十八首。”20这里头的一百三十八首是包括二人所有的唱和诗,也包含郎官期间的作品。而前一年白居易编与元稹唱和集《因继集》二卷,撰有《因继集重序》,收诗歌一百一十四首,数量也是较大。

  从现存数量上来看,刘禹锡郎官期间与令狐楚的唱和诗最多,约有三十首。大和七年(833)二月刘禹锡在苏州编《彭阳唱和集》三卷,作《彭阳唱和集引》和《后引》二文,记述他与令狐楚的交往与唱和情形。《彭阳唱和集引》云:“于是集缀,凡百有余篇,以《彭阳唱和集》为目,勒成两轴,尔后继赋,附于左方。”21《彭阳唱和集》北宋时尚存,宋敏求编《刘宾客集外集》曾用过此书,《新唐书》卷60《艺文志四》着录。从刘禹锡任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时,他与令狐楚就有诗歌唱和,如《洛中逢白监同话游梁之乐寄宣武令狐相公》《酬令狐相公俯赠篇章斐然仰谢》《酬令狐相公赠别》《酬令狐相公寄贺迁拜之什》《酬令狐相公早秋见寄》等,而令狐楚此期则有《贺梦得迁拜主客郎中分司》《早秋寄梦得》《赠梦得》(俱见《令狐楚集》卷6)数诗。大和二年刘禹锡到长安继任主客郎中,令狐楚也从汴州经潼关抵长安任户部尚书,二人在京城多有唱和。从《和令狐相公郡斋对紫薇花》《和令狐相公玩白菊》《和令狐相公别牡丹》《和令狐相公春日寻花有怀白侍郎阁老》《和令狐相公见示赠竹二十韵仍命继和》《酬令狐相公雪中游玄都观见忆》等诗可以看出,在长安时刘禹锡与令狐楚关系融洽,赏玩紫薇花、白菊、牡丹、竹子,或同游玄都观,或郡斋对饮,二人交谊深厚可见一斑。

  与宰相裴度的唱和诗可以看出刘禹锡的政治心态。裴度曾一度想举荐刘禹锡知制诰,后被反对者加以阻扰未能成功,《刘禹锡集》现存多篇制诰册文,可能是刘禹锡事先练习所为。《旧唐书·裴度传》:“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饮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流皆从之游。”所说的就是大和年间在长安任职郎官期间的事情,如《裴相公大学士见示答张秘书谢马诗并群公属和因命追作》《奉和司空裴相公中书即事通简旧僚之作》《奉和裴侍中将赴汉南留别坐上诸公》等诗,都是遵从裴度之命而奉和的诗歌,可见刘禹锡对裴度态度之恭和。据《新唐书·宰相表》宝历二年二月记“裴度受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和初期仍在宰相位,刘禹锡希望能配合裴度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裴度曾向白居易乞鹤,写有《白二十二侍郎有双鹤留在落下予西园多野水长松可以栖息遂以诗请之》。白居易以《答裴相乞鹤》回之,刘禹锡有《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双鹤》,张籍有《和裴司空以诗请刑部白侍郎双鹤》(《全唐诗》卷384)。裴度自文宗即位后便上疏恳请辞去军政机要之职,多有退隐之意。刘禹锡《庙庭偃松诗》:“势轧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见与扶持。忽从憔悴有生意,却为离披无俗姿。影入岩廊行乐处,韵含天籁宿斋时。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22诗中表达了对裴度提携之恩的感激,描写的庙庭偃松傲岸挺拔,融入了诗人的身影。针对裴度退隐的想法,刘禹锡劝慰他应继续留在朝廷,并愿意追随他成就一番事业。

  令狐楚与裴度是宰相,刘禹锡与他们的诗歌往来用意较为明显,希望借此得到扶持而有所作为。与老友白居易的唱和则轻松随意得多,主要是两人同庚,且均是河南人,经历也颇为相似。但此期刘禹锡与白居易的人生哲学与处世态度有些不同:刘禹锡虽经过二十多年的贬谪,屡屡遭受挫折但依然雄心壮志;而白居易没有奋进之心,以明哲保身退守自适的姿态出任朝官,并很快离开长安前往洛阳。反映在二人唱和诗中的思想差异较为明显。白居易任刑部侍郎,为正四品上的高级官员,刘禹锡任礼部郎中,为从五品上的中层文官,在白居易看来刘禹锡还堪大用。白居易《和刘郎中学士题集贤阁》:“朱阁青山高庳齐,与君才子作诗题。傍闻大内笙歌近,下视诸司屋舍低。”23诗歌格调轻快明朗,语辞间意气风发,对刘禹锡充满了诚挚的期许。刘禹锡主要有《答乐天临都驿见赠》《再赠乐天》《答白刑部闻新蝉》《和乐天送鹤上裴相公别鹤之作》《和乐天早寒》《和乐天以镜换酒》《和乐天春词》《答乐天戏赠》等二十余首,往往是白居易唱诗在前刘禹锡和诗在后,这从诗题可以明显看出。也有刘禹锡先唱白居易后和的,如刘禹锡伤鄂姬而作《有所嗟》二首,白居易即回《和刘郎中伤鄂姬》。大和二年三月春同诸人游曲江杏园,作诗多首。白居易有《杏园花下赠刘郎中》《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刘郎中》,刘禹锡有《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据《全唐诗》卷790《杏园联句》,参与者有李绛、白居易、刘禹锡、崔群。刘句云:“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白句云:“曲江日暮残红在,翰苑年深旧事空。”乃上主客者即刘禹锡。《全唐诗》同卷另收录《花下醉中联句》《春池泛舟联句》《西池落泉联句》《蔷薇花联句》等,参与者均有刘禹锡,可见诸人关系以及当时文士间唱和联句之盛。

  更多的是诸人之间的相互诗歌酬赠。如大和二年九月王建由太常丞出任陕州司马,刘禹锡与众人均有诗送行。刘禹锡《送王司马之陕州》、白居易《送陕州王司马建赴任》、贾岛《送陕州王建司马》(《长江集新校》卷9)、张籍《赠王司马附陕州》(《全唐诗》卷385)、姚合《赠王建司马》(《姚合诗集校注》卷4),这应是一次集体诗歌赠别活动,参与者均为当时知名诗人。又如本年十月冯宿拜河南尹,白居易、刘禹锡赋诗送别,冯宿有《尹河南酬乐天梦得》 ,相约次年春再聚杏园,白居易有《送河南尹冯学士赴任》。刘禹锡《同乐天送河南冯尹学士》:“可怜五马风流地,暂辍金貂侍从才。阁上掩书刘向去,门前修刺孔融来。崤陵路静寒无雨,洛水桥长昼起雷。共羡府中棠棣好,先于城外百花开。”自注云:“冯自馆阁出为河南尹。”24《唐诗纪事》卷43“冯宿条”曾记载刘、白、冯三人的诗歌酬赠。令狐楚由宣武军节度使入为户部尚书,有诗咏怀,刘禹锡有《和令狐相公初归京国赋诗言怀》,白居易作《令狐相公拜尚书后有喜从镇归朝之作刘郎中先和因以继之》,三人之间相互唱和。大和三年三月令狐楚由户部尚书改任东都留守,自作《赴东都别牡丹》(《令狐楚集》卷6),白居易有《送东都留守令狐尚书赴任》,张籍有《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全唐诗》卷385),刘禹锡则连写两首诗,分别是《和令狐相公别牡丹》《同乐天送令狐相公赴东都留守》。刚送别令狐楚,白居易也收到诏令由刑部侍郎改授太子宾客分司将赴洛阳,作《病免后喜除宾客》表达分司洛阳的喜悦心情。张籍赋《送白宾客分司东都》(《全唐诗》卷385)推崇白居易,刘禹锡也有《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一诗。令狐楚在东都留守任,白居易将到洛阳时先有诗寄之,遂赋诗酬答,后刘禹锡也有诗与令狐楚酬和,白诗为《将至东都先寄令狐留守》,刘诗为《和留守令狐相公答白宾客》。

  此外,刘禹锡还与多位朝中政要有赠答诗作。如与宰相李逢吉的《分司东都蒙襄阳李司徒相公书问因以奉寄》,与尚书左丞元稹的《浙东元相公书叹梅雨郁蒸之候因寄七言》,与门下省给事中严修复的《和严给事闻唐昌观玉蕊花下有游仙二绝》《酬严给事贺加五品兼简同制水部李郎中》《和苏十郎中谢病闲居时严常侍萧给事同过访叹初有二毛之作》,与兵部侍郎李德裕的《送李尚书镇滑州》《和滑州李尚书上巳忆江南禊事》《西川李尚书知愚与元武昌有旧选示二篇吟之泫然因以继和二首》《和西川李尚书汉州微月游房太尉西湖》,与兵部侍郎郑浣的《和兵部郑侍郎省中四松诗十韵》。刘禹锡任职郎官五年时间内所作诗歌,在内容上除游园、赏花、宴饮等题材外,余下多为友朋酬赠之作。这些作品充满了真情实感,无论是友人赠别、宅院对饮、曲江联句,还是即兴抒怀,都不是泛泛的应酬之作,而是充满了对友人的关爱,往往都是直抒胸臆,展现了刘禹锡在郎官任上的心路历程,是了解诗人心态与情感的重要篇章。此期也正是中唐诗坛唱和的一个高峰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大和元年到大和五年期间,与刘禹锡相互唱和、寄赠的诗人约二十二位,存留诗篇约二百四十篇左右。中唐诗人白居易、元稹、李德裕、张籍、姚合、贾岛、王建、冯宿、裴度、令狐楚等人此期与刘禹锡皆有诗歌往来,掀起了一股诗歌唱和高潮。

  刘禹锡在长安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本意是想依托宰相裴度成就一番事业,但大和年间的政治态势的发展出乎了他的意料。裴度具有进步的政治理想,在他周围聚集着很有才干的正直的朝士,很想同心协力以重振朝纲。但因李逢吉、李宗闵结党营私,竭力排斥裴度及其党羽,使得朝中形势进一步恶化。大和三年白居易急流勇退,称病分司东都,李绛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崔群为荆南节度使。裴度说服文宗把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召回京城为兵部侍郎,打算推荐为宰相,但遭到李宗闵的排挤,由兵部侍郎出为滑州刺史,刘禹锡对此深有感慨,写了《酬滑州李尚书秋日见寄》对李德裕表示慰问:“一入石渠署,三闻宫树蝉。丹霄未得路,白发又添年。双节外台贵,孤箫中禁传。征黄在旦夕,早晚发南燕。”25看到友人逐渐遭到排挤,刘禹锡此期的心情深感寂寞和失望,其诗《和乐天春词》:“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26通过描写一位宫女扮好新妆却无人赏识,只能百无聊赖地独自数花朵解闷,引得蜻蜓飞上头来的别致情景,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际遇,是他当时思想的自然流露。

  随着裴度被排挤出朝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刘禹锡也失去了依靠。在《与歌者米嘉荣》诗中表达了感慨,诗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27表面上写歌手米嘉荣因年衰不受重视,以染胡须来迎合时尚戏之,隐含刘禹锡对正直朝士受权贵排挤的激愤之意。《云溪友议》卷中:“余亦昔时直气,难以为制,因作一口号,赠歌人米嘉荣。”28所谓“难以为制”当主要指正直朝士遭到李宗闵的排挤,刘禹锡在此诗中借抨击“轻先辈”之人来指排斥裴度的李宗闵与牛僧孺。随后不久,刘禹锡本人也遭到李宗闵的排挤出朝,于大和五年十月出任苏州刺史。离开长安时姚合有诗《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送别,从“云水计程千里远,轩车送别九衢空”29一联来看,当时的饯行场景还是很热烈的,刘禹锡就此结束了五年的长安郎官生涯。

  刘禹锡在郎官期间组织、策划的多次诗歌酬唱,实际上起到了中唐诗人群体诗歌交流的作用,促进了中唐文学的发展。他与中唐文坛上的韩孟诗派、元白诗派都有密切来往,彼此间的唱和进一步影响到晚唐的皮陆唱和,笔者在《晚唐皮陆诗派研究》一书第四章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

  综上所述,从贞元二十一年任屯田员外郎,到大和元年重返长安续任主客郎中,间隔二十三年,刘禹锡称得上是唐代士人中担任郎官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位,这期间他三任郎官、四任刺史,晚年担任郎官达五年之久。刘禹锡虽屡遭排挤乃至流放,但仍没有低头,而是愈挫愈勇,以饱满的激情创作诗文,展示自己的坚毅高洁与闲情逸致。刘禹锡在郎官任上与白居易、令狐楚、裴度、李逢吉、元稹等人大量的诗歌酬唱,掀起了中唐诗坛酬唱的高潮,成为中唐文学的一道风景。刘禹锡在郎官任上留下的近二百篇诗文,是研究唐代郎官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重要作品,反映了诗人任职郎官期间的思想心态,对研究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值得加以重视。

  注释

  1 姚合撰,吴河清校注:《姚合诗集校注》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2(1)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91页。
  3(2)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03页。
  4(3)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大唐六典》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22页。
  5(4)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9页。
  6(5)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8页。
  7(6)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21页
  8(7)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04页。
  9(8)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3页。
  10(9)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8页。
  11(10)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41页。
  12(11)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大唐六典》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0页。
  13(12)王永波:《杜牧的郎官经历与其诗文创作》,《齐鲁学刊》,2017年第5期。
  14(13)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15(14)欧阳修撰,刘德清等笺注:《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14,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17页。
  16(15)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4页。
  17(16)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8页。
  18(17)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30页。
  19(18)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卷1,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20(19)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06页。
  21(20)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69,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52页。
  22(21)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88页
  23(22)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0页。
  24(23)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87页。
  25(24)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29页。
  26(25)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48页。
  27(26)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32页。
  28(27)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3页。
  29(28)范摅撰:《云溪友议》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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