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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8世纪少儿出版行业兴起的原因与影响

时间:2020-01-14

  摘    要: 18世纪英国少儿出版业兴起,出版理念、内容、版式设计、销售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少儿出版业的发展与先进少儿教育理念倡导、家庭收入提升、教育发展、出版商经验成本等密切相关。18世纪英国少儿图书的兴起,适应了少儿天性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促进了英国教育的发展,丰富了大众阅读。

  关键词: 英国; 少儿图书; 出版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出版史学、消费史学、经济社会史学聚焦18世纪英国的出版商、大众阅读,认为18世纪英国出版业的繁荣,促进了大众阅读兴起,不仅使得阅读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而且在产生和传播启蒙运动思想及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世纪出版业日益专业化,少儿出版开始出现,丰富了出版文化和市场,对当时儿童教育和后世少儿出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18世纪英国少儿出版业的兴起

  18世纪英国的少儿读物取得长足进步,着名的儿童出版商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y,1713—1767)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儿童书籍开拓永久性和有利可图的市场,使这一类书被认真对待的英国儿童出版商。他编写了世界上第一本的价格低廉(6便士一本)的儿童书《可爱的小袖珍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家儿童书店,被公认为儿童书籍出版之父。约翰·纽伯里是洛克儿童教育理论的忠实执行者,尊重儿童的天性和想象力,强调在游戏中学习,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他打破当时保守的风气,在图书的扉页上开宗明义地指出出版的目的是引发儿童的乐趣,在标题上他广泛使用“玩”“礼物”等字眼,其中比较有名的儿童读物有《复活节礼物》《小人国杂志》《真爱阿姨的新年礼物》《为小少爷和小小姐们编的精美画册》等[1]。在内容上,约翰·纽伯里主张尽可能地用图片呈现知识和观念,出版的儿童读物带有大量的版画插图,视觉图像能给儿童带来愉悦,刺激儿童阅读,提升阅读效果。正如出版印刷史家伊丽莎白·艾森斯坦认为的那样,在阅读过程中,“图像、符号和文字相互作用”[1]。在内容组织上,广泛采用对话体,将各种知识、逻辑融进笑话、幽默的文字游戏、双关语之中,认为真正的乐趣和快乐建立在游戏之中。销售形式上,他在出售这些儿童读物时,还以廉价的方式附带出售或者赠送可爱的小球、漂亮的卡片等,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约翰·纽伯里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些少儿书籍一版再版,《可爱的小袖珍书》销售了10000册,1761年改编出版的《牛顿哲学体系选读》更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800年,至少再版了10次,保守估计销售了至少30000册[2]294-303。

  事实上,在约翰·纽伯里之前,一些作者和出版商就开始关注少儿出版物。1692年,作家罗杰·莱斯特兰奇改编了《伊索寓言》,使其更加适合少儿阅读。1694年,一个叫“J.G”的人出版了儿童玩耍的读物,书籍页码较少,避免儿童厌倦阅读,字体印刷非常优美,页边空白很宽,字体较大,语言简单而形象,能为小孩所接受。在书的序言,作者强调希望能引诱孩子们去阅读。即使是非常抽象的字母表和单词本,出版商也总是想方设法将书设计得更加吸引人,如将字母卡片设计成体操运动姿势,更加生动形象[1]。寓教于乐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出版商,18世纪英国纸牌上印刷了大量的历史、文学、地理、生活小技能等知识,纸牌成为流行的教育手段。1762年,出版商约翰·斯皮尔斯伯里设计了30种不同的拼图玩具。1759年,约翰·杰弗里设计发明了掷骰子游戏,通过掷骰子游戏来学习地理知识[2]294-303。
 

英国18世纪少儿出版行业兴起的原因与影响
 

  18世纪英国少儿读物的兴起、发展反映了出版物的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也是18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大转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18世纪英国少儿出版业兴起的原因

  (一)少儿先进教育理论的倡导与传播

  在18世纪之前,由于少儿教育理论发展的滞后和缺失,没有引起出版商对少儿教育、阅读的重视。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少儿教育理论的滞后和少儿读物的缺失成为英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关于少儿读物和少儿教育的理论出现了,并对少儿教育和少儿读物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英国着名经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1693年出版了他的关于少儿教育思想的一系列论文。洛克鼓励教育者尊重少儿的天性和建立与自由相联系的快乐,教育是为了教会孩子们阅读而不是强迫他们阅读,要让孩子们在玩耍中体验和享受阅读的乐趣。洛克不仅将小孩教育和娱乐联系起来,而且认为少儿教育是一个锻炼其想象力的过程,洛克基于他的经验主义哲学,认为人的观念来自经验,由于少儿缺乏观察实物的经验,孩子们的知识就要依靠图片的供给以弥补经验的不足,如果少儿读物的插图、文字和符号结合起来,能使少儿产生联想,更加容易记住叙述的对象,这样孩子们才能乐于学习。视觉的满足感能刺激他们学习,教育方法上也应该广泛使用这种视觉所带来的愉悦。另外,少儿读物要广泛采用对话,闲谈、演讲等形式,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少儿学习语言的能力,同时这种形式也更加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1]。英国现代早期印刷革命史学家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tein)也认为,新印刷技术使得图画、文字相结合,并相互作用,共同对读者产生影响成为可能,应用到少儿书籍上的视觉图形得到显着发展[1]。洛克的关于少儿读物的思想对出版业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儿童读物出版之父约翰·纽伯里就是洛克教育思想的忠实执行者。

  (二)家庭收入和购买力的提升

  18世纪英国先后出现了农业革命和商业化过程。英国农业、工业、商业的繁荣和17世纪早期的荒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时期国家的经济已经处于一个崭新的环境之中。总体上来说,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18世纪英国的整个实际产量增长了2.5倍[3]288。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据统计,17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9英镑,1750年则上升到12-13英镑,18世纪末更是达到了22英镑[4]8。随着经济的发展,英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韦瑟里尔通过研究当时的财产遗嘱认证清单,认为家庭年收入至少要40英镑,才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据此,他认为中等阶层的年收入应该在40-200英镑之间[5]14。根据这个指标,17世纪末,英国大约30%左右的家庭,40%左右的人口属于中等阶层。随着商业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到18世纪中叶,150多万个家庭中,近100万个属于中间阶层[6]68。此外,至少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社会下层的收入比此前和此后都要高,正如麦金尼斯所说的,“不仅中上层人们口袋里的钱叮当作响,大多数工匠和劳工也富裕了”[7]50。菲尔普斯·布朗(Phelps Brown)和霍普金斯(Hopkins)指数显示,从1660年到1760年,劳动者的工资是持续增长的。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泥瓦匠的工资从1690年的每天1先令6便士增加到1775年的2先令6便士,增加了66%;普通劳工者的工资从1690年的每天10便士增加到1775年的每天1先令4便士[8]76-77。因为这一时期消费品价格略微下降,实际工资上升更快。同样,吉尔博的研究也表明,在18世纪英国经济发展最为显着的地区,其工资水平上升最快,如北部的约克郡(Yorkshire)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非熟练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从1700年的9便士增加到1790年的1先令9便士,同期的熟练工人平均日工资则从1先令上升到2先令3便士。伦敦及周边地区也有类似的变化,只不过由于其工资的起点比较高,增加的幅度没有那么明显。一般劳动者的日工资从1700年的1先令7便士提高到1787年的2先令,手工业者则从2先令6便士提高到3先令2便士[9]270-272。

  可见,18世纪整个英国国家财富和人均财富都有了较大增加,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变迁重塑了消费模式。除了满足基本的生存外,英国人用多余的钱投入休闲、娱乐、文化消费,其中购买书籍特别是儿童书籍是家庭开支的一个部分。韦瑟里尔还进行了随意抽样分析,她不分地区随意抽取了1675—1725年的2902份动产遗嘱清单,结果显示有19%的英国家庭拥有书籍[5]76。19世纪初,英国皇家教育委员会对大众的阅读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家庭都有藏书的习惯,在诺福克有90.9%的家庭都有藏书,其他地区也是类似的情况。虽然18世纪后期购买书和拥有藏书的比例不可能达到19世纪初的水平,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18世纪后期英国居民拥有书籍的比例也不会比这个比例低太多[10]。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对约克郡一个典型的中等约曼农理查德·莱瑟姆(Richard Latham)的家庭账本(1724—1767年)进行分析,窥探到当时普通中间阶层购买书籍的概况。莱瑟姆一家账本表明,这个家庭每年都买书,主要购买历书、宗教、少儿读物、各类小册子、报纸等。其中,特别提到当他的小孩相继到了上学年龄,他经常购买少儿读物,如1738年就花费10便士购买一本赞美诗、3便士购买一本儿童指南,1743年花费1先令购买了一本新的拼写读物[11]53。除了家庭注重小孩教育,需要购买书籍外,学校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儿童出版业的繁荣。

  (三)教育的发展和对书籍的需求

  随着经济繁荣和社会转型,英国进入一个商业社会和工业化社会。一方面,就业机会增多和社会阶层流动性加强,另一方面,秘书、工程师、律师、会计、管理、航海等新兴职业兴起,这些职业对人的素养和技能要求更高,报酬也颇丰。提升儿童文化素养、修养和技能,以便将来能获得更好的职位、报酬和地位,中上阶层都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愿意供小孩上学。英国政府也极力地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建立文法学校和公学,注重古典语言与社会礼仪学习。有实力的乡绅、贵族、工厂主,他们深受家长主义作风的影响,作为一个好家长必须乐善好施,对依附他的人负责,并给予适当的帮助,从而换取他们的服从、尊敬和忠诚[12]。他们往往也出资兴办私人学校,并免去学生的费用,比如瓷器生产商韦奇伍德、纺织商阿特莱特和斯特拉特都兴办职业学校,学生以学习工艺技能为主。此外,当时还有一些主日学校、慈善学校、夜校等,主要为贫困儿童提供教育,主要教授简单的读、写、算和宗教知识。

  18世纪英国初级教育机构稳步增加,虽然很难对当时英国儿童教育机构有详细的统计,但从当时地方报纸刊登的学校招生广告数量上可见一斑:1720年到1760年北安普顿有100个学校广告,1749年到1759年诺里奇63个学校广告,1743年到1747年伊普斯维奇杂志有35个学校广告,1783年到1787年艾塞克斯有91个学校广告[2]294-303。根据当时的招生广告,大部分学校开设有拼读、古典文学、航海、函数、调查、商业计算、音乐、舞蹈、绘画、社会礼仪等课程,这些课程需要大量专业的儿童读物。

  (四)专业化出版的发展

  敏感的出版商意识到了少儿出版业市场巨大。出版业竞争的加剧也使出版商意识到,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保证新书出版成功率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专注于某一领域的图书。出版商根据读者的年龄、职位、兴趣爱好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有相似的阅读需求,这为专业化出版提供了可能。同一领域的进入市场的次数增加,可以产生整合归类的效果,从而更加准确地预测一本书的需求或开发一个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选题,降低新书出版的不确定性。詹姆斯·瑞文指出,18世纪中期之后的一个重要转变是相对同质化的读者开始被越来越变化多样的而又有交叉重复的读者所取代,尽管如此,书商们还是尝试去更加精准地区分和定义这些新的市场[13]352-372。

  首先采取行动的往往是那些在传统旧书业中没有的全新市场,比如说儿童图书。少儿图书的兴起是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标志,儿童独立的天性开始被认识,而不是仅仅与大人一样被同质化的等级社会所控制、管理与束缚。在洛克教育思想等的影响下,专门为儿童创作、符合儿童天性、视角和想象力的出版物开始出现。约翰·纽伯里率先发现这个不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呼之欲出的市场[14]150。

  三、18世纪少儿出版业兴起的影响

  少儿出版业的兴起促进了儿童教育的发展,英国大众的识字率和文化素养得到大力提升。在17世纪中期之前,由于封建专制统治和神学的桎梏,阅读是贵族精英和牧师的特权,普通大众大部分都不识字。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推进,包括世俗和宗教界在内的各个阶层都怀有一种信念:读写是一项基本技能,能给英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利益,强烈要求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17世纪末期,作家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劝告父母:“无论如何要想方设法教会孩子阅读,给予他们帮助和指导,只要不是足够穷,就不应该剥夺子女们受教育的权利,如果能进行阅读将是一种极大的幸运。”[15]307-308由于宗教团体、社会、家庭的重视,少儿出版业兴起,英国的识字率和文化素养从17世纪末期开始有了显着的提高。

  西方史学家以签字率作为衡量识字率的一个重要标准。史学家巴里·雷伊(Barry Reay)对英国签字率进行了估算,英国男性的签字率在16世纪仅仅20%,到17世纪中期上升到30%,而女性仅为10%,到18世纪中叶,这一数据分别达到了60%和40%[16]39-40。同样R·A·休斯顿(R·A·Houston)通过对英格兰北部巡回法庭1640年到1740年的证词进行抽样统计分析,从签字或者做标识的证词中随意抽取2922份,其中女性证词878份,经过统计,男性识字率从1640年的35%上升到1740年代的70%左右,女性的识字率从1640年的7%上升到32%[17]204。在工业革命之前,英格兰北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是低于伦敦和东南部地区的,所以全国识字率的整体水平还要稍微高于这一水平。史学家劳伦斯·斯通通过研究英国的教育和识字率,大致得出这个比例[18]104。从总体趋势上看,不管男、女识字率都在逐步提高。另外,女性签字率低不一定说明她们不能进行简单的阅读,因为在西方的教育程序上,前几年是学习字母表、简单的单词和短语,然后才学习写作,很多女性在接受识字后就主要学习缝纫等技能,男性继续学习写字。由于英语的阅读比书写更为容易,所以事实上,在当时的英国,能阅读的人要远远高于60%,识字率和文化素养的大幅度提升,为工业革命的出现提供了人才储备。

  少儿出版业的兴起丰富了家庭阅读文化,少儿读物成为大众阅读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光荣革命后,文化和阅读不再是僧侣、贵族阶层的特权,广大中下层大众越来越多地参与阅读,一个大众阅读的时代悄然来临。书籍是人类知识和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阅读是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手段,是人类吸取精神能量的重要途径。阅读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知识和文化的传播、交流和融合。18世纪英国大众阅读的兴起,使得大众的知识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国民素质的提高。但在18世纪之前,没有专门的儿童读物,儿童只能阅读神话、圣经故事、小说等,而这些书籍对于小孩来说要么晦涩难懂,要么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少儿往往被排除在大众阅读之外。

  专业儿童书籍的出版,改变了儿童的阅读状况,他们在游戏中、在玩耍中阅读,少儿的阅读兴趣日益浓厚。阅读丰富了儿童的精神生活,不仅成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而且成为儿童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家庭日益重视少儿教育,即使是贫穷的工人、农民,在悠闲时间里或者是在漫长的冬夜,也教子女识字、给小孩讲寓言故事,或者是通过听儿子或者女儿朗读民间故事、罗曼诗等来打发时光[1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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