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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儒家礼仪在岭南的推广状况

时间:2019-10-16

  摘    要: 儒家礼仪是传统王朝文教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以释奠礼仪、乡饮酒礼、士庶家礼等为中心, 考察宋代岭南儒家礼仪在岭南州县普遍的推行情况, 可以发现宋代岭南儒家礼仪普遍推广与岭南士人阶层的形成密不可分。释奠礼仪、乡饮酒礼、士庶家礼等儒家礼仪在岭南得以普遍推广, 标志着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礼仪秩序在岭南落地生根, 是国家权力向岭南边陲深入的标志, 也是岭南与内地同一化进程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 宋代; 岭南; 儒家礼仪; 文化认同;

  Abstract: Confucian etiquett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dynasty's etiquette education policy.Taking Shidian rituals, Xiangyinjiu rituals and scholar-general family rituals as the cente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 etiquette in Lingnan in Song Dynasty, and finds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 etiquette in Lingnan in Song Dynas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scholar stratum in Lingnan. This marks that Confucian etiquette began to take root in Lingnan, which is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power lodging in people's mind in the Lingnan border, and also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Lingnan border and the hinterland.

  Keyword: Song Dynasty; Lingnan; Confucian etiquette; Cultural identity;

  儒家礼仪是中原礼乐文明的标志,推行儒家礼仪促进礼制教化和地方治理,为历代王朝所重视。儒家礼仪的实施及其影响力,对促进政治经济文化边缘区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起着重要作用,对历史上文化边疆的形成和长期稳定,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1。岭南偏处南陲,秦至隋唐历代王朝对岭南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力度虽然逐渐改善和不断加强,但国家礼制教化对岭南社会、岭南族群的影响尚颇为有限[1]28-37。宋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国家致力于整合疆域内地方文化传统,变革风俗,推进“一道德,同风俗”文明同一化进程[2]254。儒家礼仪在岭南的普遍推行状况及其对岭南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宋代岭南社会文化转型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推动力之一,值得进行深入研究2。释奠礼、乡饮酒礼是儒家礼制教化的重要形式,士庶家礼则更与地方士人阶层的形成密切相关。本文以释奠礼、乡饮酒礼、士庶家礼为中心,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察宋代儒家礼仪在岭南的推广状况,并探讨其对岭南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当之处,恳祈方家指正。

  一、释奠礼仪普遍推广

  释奠礼仪是学校举行的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具有教化民众与传播政令的作用,是国家正统文教力量与政治力量的汇聚的体现[3]139。释奠礼仪在地方的落实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国家对地方治理情况和管控力度,尤其是能够反映出儒家教化、礼乐文明影响力大小乃至文化认同的强弱。

  隋唐时期,制度层面而言州县释奠仪制已趋完备。“凡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1]1471,州、县学以春、秋仲月释奠,“州学,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令为初献,丞为亚献,主簿及尉通为终献”[4]1474,但是在地方上的实际推行状况则差别甚大。释奠礼仪的推行有赖于庙学制度在地方的落实[5]93-122,而岭南各州县文庙、学校建立状况堪虞。尽管贞观元年 (626年) 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贞观四年 (629年) 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6]373,但这诏令对岭南地区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岭南异物志》载:“广南至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不知礼,将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后于门外,或进退不如仪,即判云文宣、亚圣各决若干”[7]2038。南海郡作为岭南首府,对于祭祀孔庙的礼仪尚且疏陋如此,遑论他处。北宋时岭南杰出士人余靖也指出:“唐虽欲尊儒而不得其本,春、秋祭菜专为孔子,祠宫已事而逡郁生荆棘,因循其弊,以至于今”[8]216。因此,作为受儒家教化影响薄弱之地,终唐一代,岭南地区文庙、学校、释奠礼仪等庙学制度整体上的落实情况是相当荒疏的,州、县释奠礼仪的举行当局限于个别地区偶一为之。
 

宋代儒家礼仪在岭南的推广状况
 

  宋代国家对岭南的治理理念有了很大转变,注重通过文教教化移风易俗,整合岭南文化风俗,促进文化认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便是国家重视各地州县落实庙学制度,诏令各州县修建文宣王庙。景德四年 (1007年) ,“诏诸州县文宣王庙,自今并官给钱完葺,无得辄赋民财”[9]1487。在此背景下,岭南各州县文宣王庙、释奠礼仪等普遍得以落实。如海丰县文宣王庙原本“编竹覆葵”,极其简陋,至康定二年 (1041年) ,知县谭某重修,“易葵以瓦,冕服玉璪,仪容大备。颜子西向,以为先师。十哲坐塑,以为从祀。丹朱其器,以荐乎牢醴。垩白其堂,以业乎讲诵”。庆历八年 (1048年) 春,知浔州 (治所属今广西桂平市) 杜某主持举行释奠礼,“爵坫俎房,罍云洗海[8]217,丹髹矩艧,一范之礼。奠币饮福,仰登俯退,相者肄习,其容济济。诸生袍鞹,陪列终事。越翌日,经师执帙以正厥位,听徒就席,坐立以齿,出规入矩,启愤发悱”[8]213。

  国家从制度层面对官员拜谒先圣、释奠礼仪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和完备。绍兴十四年 (1144年) 以后,州县文臣莅任须先诣州县学拜谒先圣,才许视事[10]2878。自绍兴十五年始,“郡国释奠先圣,宗子侍祠”[10]2907。淳熙初,多地上奏称地方释奠礼仪未备。淳熙六年 (1179年) ,太常寺根据《政和五礼新仪》中有关州县释奠文宣王行礼仪注及绘画、尊爵、簠簋制度图本镂版,颁下诸路州军[11]879。绍熙三年 (1192年) 则修订颁布了《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颁行天下州县。

  国家礼仪制度持续不断的完善,推动儒家礼仪在地方各州县的落实,释奠等儒家礼仪在岭南各州县普遍推广。随着岭南州、县学校的普遍设立,“释奠通行于郡邑”,学校释奠祭孔典礼开始逐渐推行。在全州灌阳县,建炎三年 (1129年) ,重建大成殿,绘孔子及群弟子像,举行释奠礼仪,“观者如堵,后至无地跂踵而望,以不获睹为歉”[12]246,通过隆重的释奠仪式教化影响地方民众。在潮州,“始者,庙、学未联属”,至南宋初文宣王庙、州学“始并立”,其后大成殿、两庑从祀、仪门等皆备。绍兴十四年 (1144年) ,州学教授林霆“考古制,按音律,修旧补缺”,与士人学子肄习,春秋行释奠礼,凡奏乐、祭服、祭器等莫不必备[13]538。淳佑二年 (1242年) 春,番禺县学初建成,始行释奠礼,奉安先圣先师。在广南西路,释奠礼绍兴八年 (1138年) ,古县 (治所在今广西永福县) 县令高登在县学释奠于先圣先师[14]71。淳熙六年 (1179年) ,知静江府 (治今广西桂林) 刘焞申乞置造释奠行礼冠服[15]4。嘉定十年 (1217年) ,吴纯臣为广西提刑,把释奠图“列为定式刊于静江郡庠”,希望“闾巷田野之民得诸目击,中心起敬,亦将迁善为君子之归”[14]80。

  岭南州县孔庙整修和释奠礼仪推广,地方官员起着主导的推动作用,这与宋代士人对州县孔庙和释奠礼仪教化功能的认识密不可分。北宋中期的知海丰县谭某认为“习俎豆所以敦风俗,兴学校所以励善良,严祀事所以教肃祗”[8]216。知浔州杜某兴修庙学、行释奠礼,使“州人观者,知邦君以齐鲁周孔之教而为政先”[8]213。南宋初,理学家高登知古县,兴复庙学,“期以变学术于一方,而善风俗于百年”[14]71。绍兴二十四年 (1154年) ,知横州 (治今广西横县) 何先觉在州学刊刻《夫子杏坛图》[16]88。在融州真仙岩,淳熙十六年 (1189年) ,刊刻孔子像,“使并边之民,皆得瞻仰圣德形容,而忠信笃敦之教行与远域”,希望藉此宣明教化[16]111。

  唐宋时期,释奠仪制渐趋规范完备,随着庙学体制的构建和全面推行,释奠礼仪逐渐遵行于州县地方,其所代表的儒学道统、官方礼仪教化观念也开始广泛传播于基层社会民众中间[17]155-164。就岭南地区而言,基本上到南宋时期,释奠礼仪方才在岭南各州县渐趋普遍推行。

  二、乡饮酒礼的推广状况

  乡饮酒礼是五礼中嘉礼之一,是由地方举行地方长官主持乡里耆老参加、以尊贤、敬老等为主要内容的教化礼仪。《宋史·礼志》所列有三:“乡大夫,三年大比,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宾之,一也;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二也;州长,春秋习射于序,先行乡饮礼,三也”[11]2720。黄宽重分别以宋代四明楼氏家族、汪氏家族探讨社会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的问题均注意到乡饮酒礼所起的作用[19]。在宋代岭南士人阶层逐渐形成,礼仪教化深入推广的背景下,作为地方教化的重要礼仪,乡饮酒礼在岭南各地的普遍推广。

  早在唐贞观六年 (632年) 就曾诏天下行乡饮酒礼[6]33,但至宋代“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存”[18]2721,显然岭南的推行情况不容乐观。北宋时期国家对乡饮酒礼似未措意,并未颁布有关乡饮酒礼的政令。至政和年间,制定乡饮酒仪、射仪[18]2721。南宋时期,绍兴十三年 (1143年) ,“修定乡饮仪制,遍下郡国”[18]2722,绍兴十七年 (1147年) ,又“命州县每三岁行乡饮酒礼以贡士”[18]566。至绍兴二十六年 (1156年) ,又罢乡饮酒举士法[18]585。至庆元间,朱熹重定乡饮酒仪制,“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18]2722。景定五年 (1264年) ,诏郡邑行乡饮酒礼[18]886。

  在此背景下,岭南诸州乡饮酒礼普遍推行。南宋乾道年间,龚茂良任广东提刑,在广州举行释奠礼、乡饮酒礼,“即番山之址建学,又置番禺、南海县学,既成,释奠,行乡饮酒以落之”[18]11843。就所见史料而言,以淳佑年间方大琮在广州任上所行乡饮酒礼的记载最为详尽。淳佑四年 (1244年) ,方大琮在广州州学行乡饮礼,迎请地方耆旧南海林槖、邝某、番禺李某为三宾,皆是地方素着名望的士人代表[11]452。据番禺杰出士人李昴英记载,在正式举行乡饮酒礼之前,就乡饮酒礼的礼仪细节,方大琮与林公琰、余震、洪天锡等士人反复讨论,“宏纲细节,必考必据,间一二从时宜而可以谊”,并详尽地记述乡饮酒礼举行时的场面:

  二月十有二日质明,凡在位者顒其幅巾,粲其深衣大带,垂垂方屦,几几以次,即其席如植。群喙一默,惟献者、酢者、酬者、执其事者,交际应接,翼如襜如,莫不舂颂中度。罍洗也、尊勺也、爵觯也、笾豆爼也,在下间合铿鍧。夫人目盛容、耳正音,油然心之良,欢然情之真。自以为身苍姬之元,而无昌黎不及揖逊其间之恨。盛矣哉!主人拜凡七十有奇。爵于上篚焉,取于东荣焉,洗于尊前焉,实于席前焉,授与其他、进退升降无算。手献宾主人之党二百三十人,辩又疑立观二百三十人。旅酬辩既彻爼,始膝席座以燕,漏过三十刻。[21]14

  整个繁缛漫长的礼仪过程,方大琮“静专肃庄,以至送于庠门,曾不少懈”。关于推行乡饮酒礼的效果和影响,方大琮与友人的书信中说:

  郡庠乡饮礼成,人人皆称其整肃。若非贤友亟自增城至,则学中只以绍兴初所朌本行之。二十年前,应帅只如此,献宾后便与今人排椅卓设筵会无异。盖南渡初,林保诸人绵某中请,然亦不坠此意,不预乡饮,不赴乡举。既而觉其难,亦复辍之。厥后朱文公出据礼仪,假析注解。陈北溪诸儒传之,而赵岩溪笃好之,行于邑于郡于宗司,又于所过郡者七八贤友于宗司见之。若得其全本无复有异同者,君畴洪君相助者。两直学非素讲执仪礼,扣请不害为聚讼之议,而礼因之以益明……文溪李吏部近冠其二子,自迎宾以后,无非古礼。自唐人举笏后,及本朝诸名儒家行之,始有此,亦自乡饮发之。礼曷尝不可行于世哉!存乎其人,愿益相与深厚,其本愿讲求其节文,以为世倡云。[20]617

  在这封书信中,方大琮约略回顾了南宋初年乡饮酒礼在地方的实施状况。而后经朱熹、陈淳等理学大儒订正,乡饮酒礼得以在各地普遍推行。而且提到番禺李昴英为其子举行冠礼也恢复古礼仪制。次年,广州再次举行乡饮酒礼,受广州影响,岭南其他州县也纷纷举行乡饮酒礼,在广州乡饮酒礼上两次充任大宾的东莞人陈应辰,也应邀参加龙川县的乡饮酒礼[22]197。

  就岭南各州县施行情况来看,北宋晚期到南宋,乡饮酒礼渐趋在岭南普遍施行。宋徽宗时期,命州县长吏“责以学事,颁乡饮酒之礼,使士大夫春秋有事其中,贵礼尚齿,以兴民行”[14]72,这种由国家主导在全国推行儒教礼仪的过程,正是推进文化认同的过程。北宋晚期,杨存为循州长乐 (治今广东五华县) 县令,“长乐二广穷处也,士不知学,公首延士子修学校,与诸生行乡饮酒礼,民风一变。声最诸邑,荐者交章”[23]4717。庆元六年 (1200年) ,知梅州刘涣建贡院、行乡饮酒礼[24]620。端平元年 (1234年) ,梁价为容州 (治今广西容县) 守,“行乡饮之礼以序昭穆,置王侯之服以讲丁祭。或童或冠,衿佩青青,思乐泮水,如造阙里。侯之化民成俗,渐于人之气血”[14]82。端平中,朱挺知循州 (治今广东龙川县) ,“行乡饮,举课试,习俗丕变”[25]373。吴文震知归善县 (治所在今惠州惠城区) ,“行乡饮,崇礼教,弦歌蔼然,大兴文治”[22]196。

  通过推行儒家礼仪,引导地方民众以推进礼制教化,成为地方官员普遍性认知。《全州学记》指出:“宣天子之化,以被于下者,吏之职也。强问学、正身行,以承天子之德者,士之职也”[14]72。也就是说儒家礼仪在地方的推行有赖于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的共同需要,地方士人群体的参与是决定儒教礼仪在地方落地的关键。在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的共同推动下,上述儒家礼仪得以在岭南的推广,标志着儒家礼仪秩序在岭南基层社会扎根。

  三、士庶家礼的初步推行

  国家祭祀礼仪代表着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权力寓意,婚、冠、丧、葬礼仪事关士庶百姓人伦日用。“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婚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冠婚丧祭礼仪兴废是国家礼制教化成败的关键,尤为宋儒与国家重视。仁宗庆历元年 (1041年) ,南郊后,赦书“应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式,创立家庙”“以恢孝治,穆彝伦,风劝海内”“有司终不能推述先典,明喻上仁。因循顾望,遂逾千载,使王公荐飨下同委巷;衣冠昭穆杂用家人。缘偷袭弊,甚可嗟也。臣尝因进对屡闻圣言谓诸臣专殖第产,不立私庙,宁朝廷劝戒有所未孚,将风教颓陵终不可复”[9]4071。可见即便在士人官员阶层家庙礼制推行效果并不理想。

  北宋中期以后,庶人成为国家制礼对象。李觏强调“庶人丧祭皆有其礼”,明确反对“礼不下庶人”之说[26]35。司马光《书仪》分为冠、婚、丧三部分,丧仪则包含着祭礼。程颐强调“冠婚丧祭,礼之大者”[27]292。《政和五礼新仪》首次从国家礼制层面制定了庶人婚、丧礼仪。如嘉礼、凶礼部分,按照皇帝和宗室、品官、庶人四类分别叙述婚、冠、丧礼仪,对于庶人的礼仪有:庶人婚仪、庶人嫡子冠仪、庶人庶子冠仪、庶人丧仪。《政和五礼新仪》颁行后,“遇民庶之家,有冠、昏、丧葬之礼即令指受新仪”[11]8323,“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18]2423。“礼下庶人”成为宋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特点之一[28]195。尽管因“闾阎比户,贫篓细民,无厅寝房牖之制,无阶庭升降之所。礼生教习,责其毕备,少有违犯,遂底于法。至于巫卜媒妁不敢有行,冠昏丧祭久不能决。立礼欲以齐民,今为害民之本”,不再强制推行,但也充分显示出国家试图从礼仪制度层面整齐风俗的努力。

  在此背景下,经过北宋时期文教教化的深入推进,岭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士人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在岭南出现并发挥重要作用[29]20-27,这为儒家礼仪制度在岭南的落地奠定了基础。以《书仪》为基础,朱熹编订士人日常礼仪规范的《家礼》也分为冠、婚、丧、祭。早在北宋元佑年间,岭南地区就已经出现家族祠堂的端倪。侯晋升《比部李公庙记》载:

  公讳英字子厚,其先守端州,其后因家高要县横石村迁修里。祖邵、父乔皆不仕,忠 (其子) 招公与夫人南恩陈氏之魂葬于陆村,卽其故宅基构祠堂。岁月浸久,栋宇敝坏。表 (其从弟) 乃革故取新,重堂广厦,塑像绘壁。落成于元佑七年 (1092年) 九月望日,其族姓乡党,因而时享。[30]805

  据此记文所载,可知李氏祠堂供奉有其重要祖先李英“塑像绘壁”,供“族姓乡党,因而时享”。此外,据高要县梁氏《宋嘉定十五年安定郡祠志》载,梁氏在嘉定十三年 (1220年) “鼎建祠堂,设立蒸尝”,祭田“共一顷□十亩”用于“祭扫、编谱、铭石”[31]698应该说上述两例是岭南地方家族祭祀出现的早期形态。科大卫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开发较早的粤北地区,不论是传说还是文献记载,在明代以前都没有建祠堂或家庙的记录。他还指出,崔与之去世后,广州蒲涧出现的祠祭与地方、朝廷两方面关系密切,并非家族建立的祠堂,直到明初崔与之祭祀才转变为家族礼仪[32]1-20。当然,毋庸讳言,上述两例中确实看不到根据《朱子家礼》在祠堂中设置祖先牌位进行祭祀的现象,尚不能明确是否具有像明清祠堂那种敦宗睦族的意义。不过,朱熹门人潮阳郭叔云依据《朱子家礼》所建郭氏宗祠,在这方面意义重大。

  潮阳郭叔云,字子从,朱熹门人,曾向朱熹请教冠、昏、丧、葬等士人家礼[33]3051-3059。与朱熹另一门人、大儒陈淳探讨礼仪,多有书札往还[34]696-700, 783-78。撰有《礼经疑》《经义考》《宗礼宗义二编》等[35]3152。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探讨士人家礼的基础上,郭叔云“酌古参今,举而行之于家”“于颓俗废礼之中,卓为尊祖收族之举”,把士人礼仪落实到宗族构建中。嘉定十年 (1217年) 左右,建立宗会楼、食宴堂等宗祠,“割先业潮阳汶沟田充蒸尝,定为世适主祭之议”,拟定“宗田之约,适子不得出鬻,诸子不得均分,专修四代坟忌及时祭各族之费。忌日一按礼书,不用浮屠。”[34]570《宗礼宗义二编》“附以立宗文约、公状、家约、家谱于其后,及晦庵、蒙谷二先生宗法各一册,并藏诸堂中,以为后代维持之计”[34]572。从陈淳所记来看,潮阳郭氏祠堂、族谱、蒸尝田、家约、祭祀礼仪等皆已确立,宗族建设已比较成熟,这是目前所见岭南士人最早的宗族建构。

  郭叔云根据《朱子家礼》建立起完善的宗族制度。其割田产充蒸尝,固然是为敦宗睦族之需,其实也是对国家制度的因应。宋代国家规定“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每员许占永业田十五顷。余官及民庶,愿以田宅充祖宗飨祀之费者亦听,官给公据,改正税籍,不许子孙分割典卖,止供祭祀,有余均赡本族”[9]11393。即超出限额的家族田产只需用于“祖宗飨祀之费”,便可享受税赋的豁免。

  经过北宋时期长期的文教教化,岭南读书人群体不断壮大,士人阶层的逐渐初步形成。这成为南宋时期士庶家礼开始逐渐在岭南落地的重要基础。而一大批理学家在岭南讲学兴教活动,以及郭叔云等岭南本土理学家的成长对士庶家礼在岭南的落实起到引领作用。

  岭南地区远离中原腹地,较为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众多的百越族群、独特的文化风俗传统,都使得岭南地区长期保持着迥异于中原礼乐文明的“异域”色彩。这种状况直到宋代方才出现较大的扭转。首先是因为两宋时期持续不断地致力于文教教化、整合不同地域文化风俗,以实现“一道德,同风俗”的文化认同。在此进程中,岭南文教空前发展,造就了读书人群体不断壮大,士人阶层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出现在岭南社会。这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深入岭南的结果,也进而为儒家礼仪制度等在岭南的落实奠定了基础。释奠礼仪、乡饮酒礼、士庶家礼等儒家礼仪在岭南得以普遍推广,标志着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礼仪秩序在岭南落地生根,是国家权力向岭南边陲深入的标志,也是岭南与内地同一化进程的重要体现。

  唐宋时期岭南地区是官员流放之地,为数众多的谪宦群体来到岭南,其对岭南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容小觑,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36]。不过,唐代岭南谪宦群体与宋代岭南谪宦对岭南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差异,是颇值得注意的。由于教育的发展,宋代岭南读书人群体数量增长空前,这是岭南士人阶层得以渐趋形成的关键因素。而本文所论之释奠礼仪、乡饮酒礼、士庶家礼等儒家礼仪在岭南的普遍推广,更是与岭南读书人群体的壮大、士人阶层的初步形成密不可分。显而易见,这一时期岭南的地方士人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宋代释奠礼仪、乡饮酒礼、士庶家礼等儒家礼仪在岭南的普遍推广,更多地有赖于地方官员不遗余力的倡导。这一点与明清时期岭南地方人士主动或有意识地借助礼仪等方式,将岭南整合到王朝体系的过程,有着显着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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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杨载鸣.嘉靖惠州府志[M]∥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 (一)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373.
  [26]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 2004:35.
  [27]程颢, 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92.
  [28]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95-204.
  [29]孙廷林.宋代岭南士人家族考论[J].地方文化研究, 2019 (1) :20-27.
  [30] 侯晋升.比部李公庙记[Z]∥道光肇庆府志,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肇庆府部 (九) ,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805.
  [31]谭棣华.广东碑刻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698-699.
  [32] 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J].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2期 (2003年10月) :1-20.
  [33] 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3051-3059.
  [34] 陈淳.北溪大全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35] 阮元.道光广东通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
  [36]金强.宋代岭南谪宦[M].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注释

  1 科大卫指出在不同时代、国家版图的不同地方, 国家认同的渗透模式和程度不同, 国家通过制度整合地方社会, 而地方社会则藉国家制度处理地方问题, 这一整合过程其实是实现国家认同的过程。 (参见科大卫, 张士闪:《“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 载《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
  2 科大卫的研究指出北宋地方官员开始在珠三角推行国家正统祭祀礼仪, 南宋时期理学家提倡地方性礼仪的现象突出。 (科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载《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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