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介绍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历史论文 >

明代中国的边疆政策与历史分流

时间:2017-03-22

  蒙古帝国的解体与世界近代史的起点
  
  关于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一般认为始于“大航海时代”或英国工业革命而开启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向全球扩展,并逐渐实现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二战”后,一方面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失望情绪,另一方面鉴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兴起,整个国际学术界,都开始越来越注重欧洲以外地区与文明在世界近代史道路中的地位。作为这一学术潮流的重要成果,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并非欧洲一隅所推动,而是整个世界体系互动而成,作为互动的最终结果,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一经提出,便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于欧洲的结论,比如1990年,美国学者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便指出11~13世纪,存在一个亚洲、中东农业帝国与欧洲城市之间联成一体的世界体系。这一世界体系在13世纪发展至高峰,在14、15世纪,由于战争、瘟疫等原因开始衰退。受到现代世界体系之前存在不同形式的世界体系的观点影响,历史学对于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历史的讨论,视野被进一步放开至整个亚欧大陆。比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便着书专题考察了帖木儿帝国解体后,东亚世界、伊斯兰世界、西欧世界长达600年的交锋与互动,以及其中所存在的全球化特征。一直具有北亚研究传统的日本历史学界,一方面延续了注重北方民族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受到现代世界经济理论及其争论的影响,从而倡导世界一体化进程始于蒙古帝国的观点,主要代表作有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与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军事扩张的时代·世界经营的时代》等。
  
  但将蒙古帝国视作世界一体化开端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即蒙古帝国存在100余年之后,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亚欧大陆农业文明所取代,主宰、塑造世界近代化道路的文明,包括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中国文明,虽然都深受蒙古帝国影响,但皆非蒙古帝国的直接延续,而是被征服文明的复兴与嬗变。相应,在对蒙古帝国打通亚欧大陆的历史贡献给予充分重视的同时,并不应以之为近代世界形成之契机,而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应为蒙古帝国的解体。
  
  14世纪,伴随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三大汗国在内乱中政权分裂、瓦解甚至垮台,金帐汗国势力也已仅限于俄罗斯诸公国,不再具有世界史意义,尤其宗主国,哪怕是名义上的--元朝,被长城以内的汉族政权--明朝逐回草原,控制亚欧大陆百余年的蒙古帝国国际秩序就此轰然倒塌。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各文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西欧基督教文明解除了蒙古帝国的威胁,东欧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都掀起了民族独立潮流,并将本土文明与蒙古帝国带来的新因素相结合,创造出与之前本土文明具有一定甚至相当程度不同的新文明,且皆努力填补蒙古帝国留下的权力空缺,亚欧国际秩序从而呈现多种文明复兴与竞争的历史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主导了700年来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从而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相应,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应始于蒙古帝国宗主国元朝的灭亡,即1368年。以往将西欧“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视作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观点,显然未考虑,正是14世纪以来三种文明的相互博弈,才造成了西欧的异军突起;是亚欧大陆各文明的合力,而非基督教文明的独力,形塑了世界近代史。
  
  亚欧大陆主体文明的地缘政治与疆域模式

 

      不过另一方面,亚欧大陆各文明在各自地缘政治与政治文化影响之下,在疆域扩张的内在动力与历史观念上,仍存在相当不同,这也是不同文明在世界近代史中占据不同地位、发挥不同作用的历史根源。
  
  西欧由于地形破碎之缘故,不易形成统一局面,长期以来小国接壤而邻,由于生存空间狭小、农业基础薄弱,故而相互之间为争夺贸易通道、扩大生存空间而战争不断。在这一地缘背景下,西欧国家自古以来,便不断尝试以地中海为跳板,向亚、非两洲进发,或通过和平方式,开展商业贸易;或通过战争方式,掠夺资源,以开拓生存空间,并支援宗主国,从而树立在欧洲之统治地位。
  
  蒙古帝国解体后,西欧借助从中国传来的科学技术,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以在全世界实行殖民主义,传播基督教,建立世界霸权为目标。相应,西欧疆域扩张实针对整个世界,尤其注重壮大自身经济力量。或者说,西欧疆域模式最为体现商业驱动之特征。由此角度可以将西欧疆域模式称之“商业边疆”.蒙古帝国解体后,西欧在蒙古帝国西进中带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促动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14至17世纪,掀起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单向全球化进程,成为近代世界的历史推动者与主宰者。
  
  阿拉伯文明产生于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之阿拉伯半岛。
  
  宗教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温床,世界主张一神论的两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此。由于农业经济同样先天不足,阿拉伯文明为拓展生存空间、获取生存资源,一方面通过开展商业贸易,从海外获取经济财富;另一方面,崇尚严格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是在对异教徒不断的战争中形成、发展、壮大起来。自公元6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便不断向四面扩张。经历过蒙古帝国的洗礼,阿拉伯文明将“圣战”意识与游牧民族骑战风气相结合,奥斯曼帝国与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在欧亚非积极扩张,影响一直及于19世纪,可称之为“伊斯兰扩张”.阿拉伯文明疆域扩张动力相对其他文明而言,宗教色彩最为浓厚。或者说,阿拉伯文明疆域模式最为体现宗教驱动之特征,由此角度可以将阿拉伯文明疆域模式称之为“宗教边疆”.
  
  俄罗斯是近代几大文明体系中,核心地带唯一处于内陆亚洲者,由于气候寒冷、降雨量少,以草原、森林为主要地貌的俄罗斯文明,虽然以农业为主,但生产率却得不到保障。俄罗斯前身是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罗斯诸公国,金帐汗国的统治不仅结束了俄罗斯平原上的政治分立,而且带来了蒙古政治威权制度。受到洗礼之后的莫斯科公国,利用蒙古帝国衰落之契机,迅速崛起,为掠夺资源、打通与外界经济交往的地理通道,在亚洲内陆疯狂扩张,形成了近代世界最为广阔的陆地边疆。从各角度而言,俄罗斯都成为游牧民族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或者说,俄罗斯文明疆域模式最接近传统的游牧政权。由此角度可将俄罗斯疆域模式称之为“游牧边疆”.
  
  与以上三种文明不同,中国文明中心地带独处东亚平原,不仅远离亚欧大陆接壤地带的文明冲突,而且拥有平坦而富饶的平原,具有以上三种文明无比艳羡、而难以企及的地理空间,为由农民为主体建立的华夏、汉族政权以农立国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使中国长期维持了庞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对于外部资源的获得不那么必需与迫切,相应商业、牧业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便成为附属,对外扩张的经济驱动主要是农业动力,由此可将其边疆开拓的历史特征概括为“农业边疆”.与商业边疆、牧业边疆对于空间、人口具有无限的欲望不同,农业边疆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所追求的疆域是适宜于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地带。不仅如此,农业经济对劳动力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较高诉求,边疆开拓引发的连绵战争,会对中国古代的农业财政产生直接冲击。因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疆域经营上,呈现了“有节制的扩张”或“有限扩张主义”的特征,不似以上三种文明无节制地向外扩张,主要是围绕平原地带,向四周渗透;在边疆扩张中,坚持“内政优先”的政治立场,一旦边疆开拓影响到内政稳定,便会呈现向内收缩的历史选择。开展边疆战争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消除四周,尤其西、北游牧民族的威胁,维护自身的安全,而非单纯的疆域扩张。
  
  “明长城时代”:明代中国的边疆政策与历史分流
  
  蒙古帝国解体过程中,长城以内汉族所建立之新中华政权--明朝,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政治口号,从而灭亡了元朝。在政权脉络上,明朝自觉继承华夏传统,也即所标榜与践行的“法体汉唐,参以宋典”.在边疆立场上,面对元朝的历史遗产,却具有收复元朝旧疆的历史意味,这主要表现在对于东北亚、南方边疆与青藏高原的大力经营。不仅如此,蒙元帝国从阿拉伯地区获得的世界地图,尤其海路地图,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驱动了明代官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体制向东南亚、南亚海洋世界的空前伸展,与民间以“下南洋”为名目,在宋元基础上向东南亚海外贸易的空前展开一起,是明代中国重建中华亚洲秩序的历史新内容。
  
  但另一方面,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国家社会整合一体、向外扩张不同,明代中国在对外取向上呈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历史态势。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之经济趋势下,在南宋以来远洋贸易历史传统下,明代中国民间社会一直具有自发地、积极地固定控制南洋甚至远洋航行之内在驱动力。但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大力支持民间类似行为的作法不同,明朝国家在拥有当时世界上堪称最强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情况下,由于统治集团来自于淮河流域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动荡不安、经济逐渐衰败的小农经济地带,放弃了蒙元王朝在经济形式上具有相当复合型的财政政策,强调复归汉族政权“以农立国”的传统财政立场,对于蒙元积极经营海洋、开展海外贸易的历史新路,既缺乏足够了解,也显得没有兴趣。由于明朝是中国古代唯一从南向北、统一中国的政权,出身淮河流域的统治集团对于遥远的西北边疆,既十分隔膜,又在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压制汉民族的长期背景下,对长期控制西北边疆,缺乏信心。因此在西北边疆的军事行动,以解除周边民族对明朝的威胁为根本目的,并未固定控制蒙古高原,甚至对作为汉唐旧疆的西域地区,也由于畏惧、防范东察合台汗国,而止步嘉峪关,满足于与西域各国维持松散的藩属体制。
  
  而统治集团的首领朱元璋在出身贫困农民、颠沛流离的成长经历影响下,对于维护政权的稳定性具有异乎寻常的关注;于是在政治上接受了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以建立朱氏皇族共治天下的“家天下”统治为最大目的,为此大规模诛杀武将集团,从而大为削弱了明朝边疆扩张的军事实力。可见,明初的边疆经营将中国古代“农业边疆”疆域立场体现得淋漓尽致。
  
  明朝疆域观念的封闭性显着体现于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并在东部沿海大规模建设了城堡、墩台等“类长城”的军事设施。伴随于此的,不仅是由于军事主动权丧失而导致的边疆防线不断内缩,而且长城修筑吸纳了国家的大部分财政与主要的政治关注,在军事、财政、政治等层面,对明代中国历史进程形成了整体性影响。明朝由此不仅再次丧失对内亚东部地区的控制,为蒙古人势力恢复与壮大提供了历史条件;而且最终被来自长城边疆内外的农民军、女真人摧毁了政权,从而与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中西社会历史的分水岭。若与“大航海时代”、 “伊斯兰扩张”、“俄罗斯崛起”相对比,可将明代中国的历史称之为“明长城时代”.
  
  结语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各主体文明都呈现出借鉴蒙古因素,加以涵化,努力填补蒙古帝国解体所造成的国际权力空缺的历史潮流,从而构成并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历史线索与地缘格局,可称之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明朝一方面亦呈现涵化蒙古因素,在青藏高原、南方边疆与东北地区大力开拓边疆之外向取向;但另一方面,在西北边疆、东方海域,大规模构建以防御为主的长城或“类长城”防御体系,从而在边疆政策上,整体地呈现了内向选择;不仅为其他文明的疆域扩张与海外贸易提供了历史空间,而且自身也最终灭亡于边疆地带的叛乱者,从而呈现出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历史走向,深刻影响了14至17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

相关文章推荐
我要代写